二十五年冬，蔣委員長蒙難西安（指“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臣雖圖謀不軌，幸委員長正義凜然，浩氣昭垂，以國家民族為前提，抱定成仁之決心，對張學良諄諄訓誡。學良聞言，頗知前非，請親送委員長返京。以其意誠，乃允所請。事之初起，全國震驚，餘激於義憤，分電張學良、楊虎臣嚴予譴責，致張學良電雲：“來電閱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報，更釀內亂，何以為子？以怨報德，威劫主帥，何以為將？天下重員而立，側目而視，何以為人？為今之計，惟有遵行馮公所示第一條辦法，並肉袒負荊，謁京請罪，則過也如日月蝕後，前所見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聞道猶迷，君豈其然！”致楊虎臣電雲：“文電誦悉。自兄等劫持主帥，海內震駭，人心憤激，斯為特甚。夫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中央之於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見，盡可商陳。介公宵旰憂勞，謀國久具深心，禦侮救國，中樞年來積極策劃，已有顯著之成績，兄等寧不知之有素，何冒此不韙耶？度兄處亂軍中，亦不克自主。然當努力自拔，曷速圖之。”
斯亂僅經半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員長始脫險。是日適為雲南護國起義紀念日，往年每屆是日，餘不論寓居何地，必宴諸知友，以為紀念，今年適遭斯變，無意興及此。然是日中樞要員，多居舍間，會商營救大計。正議論間，何應欽忽接得電話，謂委員長已平安離西安，飛抵洛陽，翌晨可抵京。眾聞之，高聲歡呼，屋瓦皆震。誠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是日晚間，乃大排宴席，舉杯痛飲，蓋慶委員長之脫險，並紀念雲南起義，再造共和。二十六日，委員長安抵首都，餘偕中央諸人，歡迎於機場。委員長下機後，雍容自若，並對各同誌表示謝忱，如未經風險者。次日黨部召開會議，歡迎委員長平安旋節，委員長亦將經過，作簡單扼要之報告。同誌有嚴責學良者，並謂：國家以法令綱紀為重，主犯既同來，應開軍法審判，以治其罪。遂公推餘為審判長。二十九日，奉國府特任狀，特任餘為本案審判長。旋得軍事委員會通知，約到會談話。餘如期往，則見馮副委員長玉祥，與何部長應欽，均端坐堂皇。餘與朱培德、鹿鍾麟均列席。
馮公任主席，發言曰：“西安事變，全國震驚，此事重大，應求得一解決辦法。國府既派協和為審判長，則審判官亦應決定。眾意如何？”何部長曰：“此當尊重審判長之意見。”餘意以朱培德為雲南講武堂高員生，鹿鍾麟乃驅逐溥儀為張垣久共患難者，又均列席，若一並推為審判官，必可邀馮、何兩公之同意，乃起立推舉。馮公囑餘另推，餘曰：“此案重大，應使天下之人共見之，必須得北方之賢達，參與審判，乃有價值。”主席遂宣布決定。散會後，乃邀請前任最高法院院長徐元誥，來寓作初步之研討。次日複邀相識法律家二十餘人，至舍間會餐商討。元誥首稱：“委員長有偉大功勳於黨國，全國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張學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護衛，竟敢脅迫統帥，勿論其為正犯，抑從犯，其為要犯無疑。斯事異常重大，應請審判長嚴予處置。”
眾皆讚同其議。會商過久，不覺天時已鳴二炮，乃開席敬請諸親友酒食。二十九日下午，餘乃向國民政府暨軍事委員會等處，調集軍法官、書記官各二員，告知所負之責任，並出示應詢張學良各事之書麵審問一紙。眾皆唯唯而散。餘奉命審判張學良之消息傳出後，報章多有登載，諸要人亦有來訪談者。惟宋子文，傅汝霖關心至切，先後至舍間，詳詢餘之意見。答曰：“個人無意見，恪遵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意旨辦理而已。”三十日謁委員長。坐定，詢餘曰：“審判長對此案如何辦理？”餘靜坐於旁，答曰：“張學良在西安似叛逆行為，有謀害主帥意。但能悛改，親送委員長返京，願委員長寬大為懷，赦而釋之。”吾意欲使世人，皆崇拜委員長胸襟之宏偉卓絕。後繼之曰：“我國昔有兩士，一為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二為寺人披請見。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參考，尚祈核示。”委員長未答。行複起立言曰：“奉國府特任鈞為審判長，當依軍法辦理。”委員長曰：“君慎重辦理可也。”餘遂辭出，籌備明日開庭諸事宜。餘對軍法審判，素有研究，本案因重大，餘亦審慎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