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老托爾斯泰給他指出了一條路，“改變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這就是講真話。”於是，《隨想錄》誕生了。《隨想錄》被稱為是一本滴血的書，它“把一切醜惡的、陰暗的、殘酷的、可怕的、血淋的東西集中起來，展覽出來，毫不掩飾，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記住，不能允許再發生那樣的事”。這是巴金於絕望中而生出來的希望，他期望，可以通過曆史，讓中國人看清楚文革十年的荒謬，讓中國人們清醒地認識，什麼是精神的奴性。
正是抱著這樣一層希望，巴金老人才得以在掏空自我、否定自我、責備自我的折磨與拷問中堅韌地活著。因為他不能死於絕望之中，他不能麵對過錯而放任自流。他一直以來的生活目標都是“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因此，他放下自我的尊嚴，不去想大眾將如何評價他，大膽地講出了無人敢講的“真話”。他醒過來了，不再被那些闊大的思想口號所迷惑，而是回到了生活的基本層麵，並善於在生活中發現荒謬，提出問題。他的“真話”裏，除了反思和懺悔，裏麵還充滿著一種珍愛生活的情懷。這種對新的、美好的生活的渴望，使他的文字裏，透出了一股動人的熱忱和誠懇。
【智慧心語】
美國作家歐·亨利在他的小說《最後一片葉子》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病房裏，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看到窗外有一棵樹，樹葉在秋風中一片片地掉落下來，病人望著眼前紛紛落下地樹葉，身體也隨之每況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她總是說：“當樹葉全部掉光時，我也就要死了。”一位老畫家得知後，用彩筆畫了一片葉脈青翠地樹葉掛在了樹枝上。最後一片樹葉始終沒有落下來，病人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處是一片廢墟。美國社會學家波普諾去訪問一戶住在地下室裏的德國居民，離開那裏之後，同行的人問波普諾：“你看他們能重建家園嗎？”
“一定能。”波普諾肯定地回答。
“為什麼回答得這麼肯定呢？”
“你看到他們在地下室的桌上放著什麼嗎？”
“一瓶鮮花。”
“對，”波普諾說，“任何一個民族，處在這樣困苦的境地還沒有忘記美好的事物，那就一定能在廢墟上重建完園。”
一如《老人與海》中的海明威精神：人可以被打敗，但不能被打垮。精神上的力量永遠超過任何一種物質上的支持。在絕望中仍能追尋希望之花的人，是多麼令人敬佩與振奮！
人生可以沒有很多東西，包括金錢、地位，卻唯獨不能缺少希望。希望能夠充實我們的頭腦，希望能夠讓我們起死回生。正如巴金先生所說：“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沒有希望，何異於幹涸了流水的江河。”人生有諸多磨難，唯有希望，能夠支撐我們勇敢地麵對，一如既往地前進。
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實和豐富自己。——丁玲
【學海泛舟】
丁玲出生於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不過蔣家各分枝的光景卻不一樣。丁玲在三歲半死了父親，等到母親變賣家財田地還清父親的欠債，也就所剩無幾。所以丁玲說：“父親死了，我母親就完了，我們也完了，我們家的一切都完了。”然而，丁玲的母親是個奇女子，有知識、有理想、有決斷，離開了蔣家，帶著女兒去讀書，自謀生路，和當時的女界精英交誼往來。因此丁玲的個性和氣質，便有了最初的淵源——在這樣的母親養育下，她天然地反抗權威、追求理想，獨立，並且對政治有一種敏感和執著。
她本來可以學得乖巧些，討得舅舅、舅媽的歡心。在這個物質豐盈的親戚家做十幾年的“小姐”，再由媒妁之言嫁給這個家底豐厚的家庭中的表哥，過錦上添花的“闊太太”的日子。可是她性格中強有力的反叛意識使她選擇了擺脫壓製，擺脫束縛，而終於走上了荊棘叢生的道路。她繼承了母親的堅韌。以她不畏艱險的精神，憑著自己劈荊斬棘的勇氣，仰賴自己過人的才華。在絕望的黑暗中，找到走向光明的道路。“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實和豐富自己。”這句話詮釋了她的生存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