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馬上到。”我有點擔憂，一向平靜的安雯怎麼這麼急躁。我加快了自行車的步伐
現在的我隻想以最飛快的速度到安緣家裏，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能讓這個平日裏很平穩的人也變得瘋狂了起來。安雯給我打電話看來出了不小的事情。
安緣是我從小到大的人，我們都曾被歲月欺負的遍體鱗傷，我們也曾一直互相鼓勵，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生活對我們懷有的敵意卻從未消減。電視裏的際遇從來沒有垂青我們兩個人。
他曾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活著比什麼都重要。”我在當時是全然不解這句話的，多年後的自己雖然明白，但依然活的不明不白，不知道有什麼重要的作用。
我又給安雯打了一個電話，說了半小時後我就到她家。又給她說讓她看住安緣，別讓他到處亂跑，這樣情況下的人很容易出點事，我自己就就算作一個典型。
半個小時後，我走進了安緣的家門。
進去之後我來到安緣的房間，裏麵一團糟，安雯在掃地，滿屋子煙味，像麻將館。
我坐在他幹木板搭成的單人床上他給我倒水。完了打開窗戶，用幹毛巾往外扇煙味，一顛一顛，像趕蒼蠅。
我向他問道：“為什麼抽麼多煙？”
“男人總有想抽煙的時候，今天正好趕上了。”
我又後續地說道：“我還以為你改邪歸正，吃喝嫖賭都來了。”安緣笑笑，露出兩顆虎牙。
我正準備回答他，安雯示意我跟她出去。於是我走了出去。
“怎麼了？”我向她問道。
她皺了皺眉頭。然後向我說道：“你幫我勸勸他，他已經在這裏閑待了幾天了，不是望著天花板，就是望窗外，我問他，他也不說。你勸勸他吧，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我示意安緣交給我，讓她先去上班。
安緣我是你幾歲認識的，記不清了，他是從農村過來的，而我由父輩遷往城市，歸根結底，我是農民的兒子。所以我們總有能一塊聊天的理由
他在出租房裏過著一個人的嚴寒酷暑，我也如此。我們真像，我像是他的翻版，過著，他是我的複製品。我們唯一的區別，他在打工，而我在不過是一個廣播的普通員工。相同的出身和現狀讓我們有種患難兄弟的感覺。我們經常打開天窗說亮話，沒有忌諱。
屋子裏的煙淡了，安緣打開燈，屋裏不亮堂許多鋪著方格油布的桌子，床頭有幾本閑書，這屋子真暗，白天也要開燈。
安緣跪在床前，從床底下摸出了幾瓶啤酒，他打開，倒了兩杯，酒沫子溢出來，沾在手上，有泡沫破碎的聲音。我們開始喝酒，有一搭沒一搭的喝，我們不劃拳，也不玩牌。
我問他：“你爸逛城來了？”
“沒有，到別的地方去打工去了。”
他點了一根煙對我說道：“申請了一套經濟適用房，砸鍋賣鐵，又借有貸，先付了十萬，剩下的二十萬還沒有著落呢，我的一點死工資就夠養活我，”安緣喝了一大口酒，酒沫從嘴角漏出來。
“西安幹啥？”我向安緣問道。
“在一個托運部做搬運工。我讓在哈密隨便找個活，出遠門不方便，他嫌掙不下錢。”
地上蹲著四個空酒瓶，一個躺著，一個流出了酒水，地上濕了一坨。真像是一具屍體，嘴裏流著血。院子裏有人在咳嗽。均勻地塗抹在這塊地方。有人上街買東西，有人做著無邊無際的夢，有人在睡覺創造體味的歡愉。空空的院子裏。沒有人知道我和安緣的對話。像濕漉漉的鞭子，在無形之中抽打著我們。也抽打著下午的空氣。
安緣和我一起喝著酒，一起碰著杯子。他流量差，白酒三兩，啤酒兩瓶半，多了就吐。隻是一杯接一杯吞下我們對於這座城市的不情願。有一搭沒一搭的喝。我常說安緣你酒量真慫，不像男人。安緣說男不男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說我不好那一口。
今天，安緣喝了三瓶，或許是盡最後一股氣力對這座城市的宣泄，他竟然沒醉。安緣爸前一陣才走，臨走時拿了安緣上小學時的小布包。
安緣媽經常在哈密的人力市場找活幹，有時替有錢人做保姆，有時幫別人看孩子……三天兩頭回來一次，回來就是看看安緣工作順利不順利，過的怎麼樣，再有就是往床底下的小木匣子放著零零碎碎的錢。
安緣用喝酒以後漲紅的手臂艱難把自己支撐起來，站起來給自己點了一根煙。又想起下次見到老爸會是什麼時候，淚水打濕煙了煙的後半截。
他猛的吸了幾口，隻有零零星星的煙霧從嘴邊漏出來，像是幹癟的氣球。他氣的把煙扔在了地上，一屁股坐在了倒在地上的酒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