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最忌諱的是人雲亦雲。我們認為“堅持差異化研究”是一切研究的靈魂和準則，做不到這一點，人品就一定有問題；我們還認為做大學問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學問做到最後比的就是一個人的胸懷和格局，一個人的沒有大胸懷和大格局的人絕對是做不出大文章的。
“學問乃大丈夫事”是著名學者君山先生提出來的，他十分倡導學品即人品。
外國人能思想到的東西，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代人能思想到的東西，現代為什麼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種思想的確是我們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須進行人格依附，那該一種思想對我們有何意義？更重要的是，該一種思想的提出者或創始人是不是人？如果是人，為什麼他能思想到而我們就思想不到？如果不是人，他是誰？請給個答案！回答是：學問乃大丈夫事，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做學問的第一態度就是獨立而深入的思考！
這當然不是說不要讀書，而是強調：讀別人的書，目的隻在於輔助自己的思考，絕非為讀書而讀書——可借用“中外名家係列講座”一句主題詞來講：“激蕩人們思考，而不是代替思考。”
夫子說得好：“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應該說，學而不思比思而不學的危險更大，殆隻是疲殆，罔則是迷失。從現實看，特別是在知識爆炸而且圖書泛濫的當今，學而不思的風險更高，大部分學人最後都把自己的腦袋整個獻祭，成為別人理念和概念的跑馬場——所謂獨立，談何容易！
這也正是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曆來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人們自以為懂得別人的思想，讀了老子的書，以為懂得老子；讀了孔子的書，以為懂得孔子；讀了釋迦的書，以為懂得釋迦；讀了斯密的書，以為懂得斯密。其實，這可能都是幻象，最重要的是懂得自己，隻有懂得自己，才可能懂得別人；一旦懂得自己，別人的東西不懂而通，甚至用不著去讀別人的書，正如佛家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所強調的：“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就學問而言，原則上講，一切依附都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學問——返本歸源，正本清源，天地正氣！
文化貼牌是目前思想界的悲哀。
講包裝弄貼牌搞投靠，實際上是市場營銷的基本法則，能夠大大降低一個新產品的上市和銷售成本。營銷界有句順口溜：“三流企業賣產品，二流企業賣服務，一流企業賣品牌。”這應該是有道理的，特別是產品過剩的當今，品牌更顯得彌足珍貴。這恐怕也正是貼牌銷售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原因吧。
有趣的是，思想界也存在講包裝弄貼牌搞投靠的現象，不獨中國，也包括外國，但中國思想界似乎更嚴重些。海歸派“言必稱希臘”，還不是稱希臘全部，而是希臘局部，如果自己是伊曼努爾·沃倫斯坦的學生，動不動就中心與外圍，甚至拿沃倫斯坦壓人；如果自己偏好於米爾頓·弗裏德曼，動不動就自由與市場，甚至拿弗裏德曼壓人。百年來，中國思想界主要是依附外國輸送思想，尤其是歐美，無論右派和左派，都沒有超越“依附人格”。
當然也有本士派，但不幸的是，本土派也不能超越依附人格，區別隻在於：海歸派是一個個“言必稱希臘”，本土派則一個個“言必稱春秋”。汲汲於儒家思想就稱“新儒家”，偏好於道家哲學的就稱“新道家”，喜歡法家體係的就稱“新法家”，喜歡墨家理念的就稱“新墨家”，甚至還有新馬克思主義和新毛澤東思想。
從推銷上講，講包裝弄貼牌搞投靠，來點人格依附，是可以理解的，它至少存在這樣兩大功能：一是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我的思想傾向，我是什麼樣的想法，我主張什麼，我的個性特征在哪裏，牌子一貼，一目了然；二是別人更容易切入和理解我的思想理念，舉凡思想上的品牌，思想界皆有一定的了解和群眾基礎，貼牌銷售，能夠迅速發現自己的顧客群。
事實上，貼牌銷售古已有之。據考證，作為中醫之聖典的《黃帝內經》原本誕生於春秋戰國時代，並非黃帝所作，但為什麼假托黃帝之口乃至直接稱《黃帝內經》呢？原因可能正如《淮南子》所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踐今，故為道者必托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思想貼牌就是沒有人格。
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但不幸的是，不像物質產品上的貼牌存在硬指標，可查可驗可證，如果不符合該品牌要求的甲乙丙丁，就不予貼牌或加盟連鎖，思想產品上的貼牌存在一個固有障礙：死無對證！
比方說，某自認為新儒家，寫儒家的文章，注儒家的經典，撰儒家的著作，甚至提出一整套救世治國的儒家方案，乃至日常生活也儒服儒袍，全力弘揚儒家的思想與理念。可誰來認定某這一切就是儒家的東西或者說符合儒家的理念呢？原則上講，隻有孔夫子可以認定，因為夫子是儒家思想的開先河並集大成者，算是儒家加盟連鎖的總舵主，可老人家已經離世兩千多年，死無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