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海是我們在英國和蘇格蘭的常客。1898年，他在要來斯基伯的前夜，被麥金利總統緊急召回美國，接著他就被任命為國務卿。對那屆政府的記錄幾乎沒有提及到這個任命過程。他用他的真誠和絕對的自信鼓舞著人們，並且他有著高遠的誌向。他厭惡戰爭，認為戰爭是“人類最殘忍和最愚蠢的行為”。
正當合並菲律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時，我在倫敦碰到他和亨利·懷特（那時的使館秘書，日後的駐法大使），當時我正要前往紐約。我非常高興地發現我們3個人的觀點是如此的相似，我們都認為這嚴重地違背了美國的傳統政策。美國一向主張避免對遙遠的與我們本土不接壤地區的占領，隻要把我們國家勢力留在北美洲大陸上就可以了，尤其要防止陷入軍國主義的漩渦。海，懷特和我3人在海的倫敦辦公室裏就此達成了共識。在此之前，他曾經給我寫過一下的一封短信：
倫敦1898年8月22日
我親愛的卡內基：
感謝你在斯基伯的囑咐和你的來信。當我上周讀這封信的時候，我覺得聽到這麼多善意的祝福和讚賞的話語是既嚴肅而又很吸引人的事情。對那些讚賞我還不敢當，我覺得信中像是在談論另外一個人。雖然我很期待這份工作，但我希望自己在最後離開政府的時候還能保持著一點親切與善良。
我對你在《美國北方》上發表的那篇文章非常感興趣。在我的立場上，我不被允許表達對你觀點的同意。我想不明白的唯一問題是現在我們要從菲律賓撤軍有多大的可能性。如果這個重大問題不是讓我去解決，我將會無盡感激。
這是一種奇怪的命運，一個人被分配到了連他自己都想慶祝自己不曾需要承當的任務中。
剛開始他堅持友善地處理中國的拳王糾紛，並在保護美國公平的和平條款方麵取得了成功。鑒於英國作為我們種族的一部分，他極其重視美英之間的關係，在這點上，總統是十分支持他的，也是對英國在古巴戰爭中抵抗住了其他歐洲國家支持西班牙的傾向而深表感激。
關於巴拿馬運河的“海-龐斯福特條約”看起來引起了我們很多人的不滿。埃爾金議員告訴我，就在他要就此問題發表講話的那天，看到了我在《紐約論壇報》上發表的反對文章，文章的觀點對他很有幫助。在那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我就去了華盛頓。早上，我和漢納議員一起前往白宮，發現總統正發愁於參議院提交的關於條約的修正案。我給總統說英國對參議院的要求無疑會持默許態度。我們給這項工作提供了資金，而它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它給不出任何理由來拒絕我們的要求。
漢納議員問我有沒見過“約翰”，他和麥金利總統總是這樣稱呼海先生。我說還沒有。然後他就讓我去見見“約翰”，讓他高興一下，因為他最近正因條約的修正案而悶悶不樂。我找到了海先生，並提醒他說，克萊頓-布爾沃條約也曾經被參議院修改過，而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也沒有人關心這件事。雖然海-龐斯福特條約會按照修正案來實行，但沒有人會在意它是不是原來的樣子。他對此表示懷疑，並且認為英國會因退讓而感到不舒服。這次見麵不久後，我和他一起吃飯，他說我是真正的預言家，因為一切都很順利。
這是當然。實際上，英國告訴我們，它非常想修建這條運河，並且為此願意接受任何條件。這條運河現在就是它應該是的樣子--這就是，所有都是美國的，沒有任何國際的因素摻雜在內。也許在那時修建這條運河還不是很值，但是這總比花費3、4百萬去建設用於與假想敵人戰鬥的具毀滅性的海上“怪物”好多了。一個可能最多隻能是一種損失；而另一個卻可能是一場戰爭的始作俑者。
海先生不是很喜歡參議院，因此，他瞧不起那些繁文縟節。在1905年關於仲裁條約的提議上，隻是假設要改變一個用詞--以“協議”來取代“條約”，也使他產生過度激動的表現。我認為這次事件導致了他健康狀況的大轉變，因為自從那次後，我的好朋友的健康狀況就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