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感情動物。杜甫在著名詩篇《蜀相》中寫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情未必真豪傑，彈淚未必不丈夫。林肯出身於一個鞋匠家庭，而當時的美國社會非常看重門第。林肯競選總統前夕，在參議院演說時，遭到了一個參議員的羞辱。那位參議員說：“林肯先生，在你開始演講之前，我希望你記住你是一個鞋匠的兒子。”林肯看看他，沒有生氣，沒有憤怒，而是用略帶傷感的語氣深沉地說：“我十分感謝你說的話，因為它使我想起我的父親，他盡管已經去世了，但我會永遠記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總統無法像我父親做鞋匠做得那麼好。”聽了林肯這一席話，參議院陷人一片沉默。過了一會兒，林肯又對剛才那個參議員說：“據我所知，我的父親以前也為你的家人做過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腳，我可以幫你改正它。雖然我不是偉大的鞋匠，但我從小就跟隨父親學到了做鞋子的技術。”說完這幾句話後，林肯大聲地對全體參議員說：“對參議院的任何人都一樣，如果你們穿的那雙鞋是我父親做的，而它們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盡可能幫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無法像他那麼偉大，他的手藝是無人能比的。”說到這裏，林肯流下了眼淚，頓時，參議院所有的嘲笑都化成了真誠的掌聲。後來，林肯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美國總統。
作為一個出身低下的人，林肯沒有任何後台可供依靠。他惟一的資本隻有自己扭轉不利局麵的才華。正是一次傷感的話語，使他贏得了參議院所有參議員的尊重，抵達了生命的輝煌。林肯在關鍵時刻運用了他的眼淚，讓人們看到了他的鐵漢柔情。
3．熱忱
列寧說：“一個鼓動家就是善於對群眾講話，善於用自己的熱情之火激動群眾，善於抓住突出的、說明問題的實質的人民演說家。”曆代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都十分重視發揮自身的說話技巧。革命導師列寧不但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理論家，而且是一位熱忱的演說家。斯大林曾讚揚說，列寧說的話具有非凡的說服力，簡短通俗的詞句，沒有半點矯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點令人目眩的手勢，不用半句故意刺激聽眾的詞藻——所有這些，都使得列寧的演說比通常“國會”演說家高明得多。
和列寧一樣，我國著名的革命家和軍事家賀龍元帥也是一位熱忱的談話者。1940年7月，賀龍在晉綏軍區的黨員訓練班講黨課，講課之前，指導員帶人抬來一張舊木桌，一條木板凳子，桌子上放了兩個粗瓷大碗和一雙布鞋。這三樣東西，一下子吸引住了學員，大家不明白要幹什麼。賀龍笑眯眯地說：“我來講第一課，黨的群眾路線，就是黨和群眾的關係嘍！”然後他端一個大碗問學員，裏麵的小米是做啥子用的，大家異口同聲回答，是做飯的。又問哪來的，大家回答老百姓種的。賀老總由此生發開，講吃小米容易，種小米難；又講老百姓吃墨石，讓部隊吃小米；講軍民關係，講群眾路線；又批評了有的同誌違反群眾紀律的事，講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明白了搞不好群眾關係就會挨餓、打敗仗的道理。說著說著，賀龍拿起另一個大碗，裏麵盛滿了水，還有一條魚。賀龍把魚從碗裏撈出來，不一會兒，魚不動了。賀龍乘機問，魚為什麼不動了，回答是離開了水。賀龍總結道，軍隊和群眾，是魚與水的關係，魚離不開水，軍隊離開群眾，就不能生存。根據地的存在，人民軍隊的壯大，都是因為執行了黨的路線，群眾擁護的結果。
賀龍的課講得具有真情實感，它不僅重點突出，層次清楚，而且把一個嚴肅的課題講得淺顯形象，通俗易懂。如果賀龍沒有對人民群眾的熱愛之情，沒有對人民子弟兵的熱愛之心，不考慮學員的文化程度、理論水平、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講出這些道理，就不可能對黨的群眾路線做如此深刻的闡述。
馬雅可夫斯基說過，語言是人的力量的統帥。如果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語言則是心靈的陽光。好的言談，如同布穀報春，又似戰鼓催征優美的說話技巧使迷惘者得以清醒，沉淪者為之振作，徘徊者更加堅定，觀望者毅然奮起，先進者更策馬飛奔。許多人在說話時，褒貶適度，發人深思，妙語生花，使人們如親臨賽場，情感與之同步激蕩。
說話是以語言點燃人的心靈火花的高超藝術。當然，這種高超的語言技藝和功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具備的，它需要積累，需要勤奮。功到自然成，隻要肯鑽研肯投入，就一定能成為一個會說話的人。
4．憤怒
有句古話說：“氣血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就是說，不應當有個人意氣之怒，但為大義真理而動的怒卻是不可少的。理義之怒的積極作用，就在於它是一種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表達方式。它以憤怒的臉色、激昂的語調和嚴厲的措辭，來表達自己濃烈的愛憎、鮮明的態度和公正的立場，它有很強的刺激性和震撼力，能給對方施加積極的心理影響，產生威懾作用，進而迫使對方改變行為模式。因此其特有的交際價值是不應否定和忽略的，若運用得當，會收到特殊的交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