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說：“那些僅僅循規蹈矩地過活的人，並不是在使社會進步，隻是在使社會得以維持下去。”鄧小平也說：“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事實上，一個積極開放的人比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更能贏得他人的關注和喜愛，也能交到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們要擁有開放的性格，與時俱進的思維模式，來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不斷變化的生活。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認為：萬物的根源來自脫離人們意誌而獨立存在的自然界，事物處在矛盾對立之中，這是萬物得以發展變化的本因。這些構成了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哲學基礎。他提出變法的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天人各不相關，各有其道。自然界的災異與人類社會的動亂同時發生，是偶然的巧合，二者沒有因果聯係。“祖宗不足法”是針對司馬光一再要求的“謹守祖宗之成法”而提出的。王安石認為，製定法律製度的目的在於使天下安寧，民富國強。宋朝建立法律製度的宗旨應該因時製宜、因事製宜。為了摒棄流俗異論，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國家立法不能受“人言，左右，應以國民長遠利益為標準；如果以人言為恤，則不能製定善法。
無獨有偶，理學家朱熹就提出了“因時製宜”的變法理論和改革主張。主張用區分“天理”、“人欲”的方法來裁判曆史，認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時代，三代以下是“利欲之私”泛濫的時代。他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時弊，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在變法的指導原則上，他指出封建的綱常名教是本，法律製度是末，不能本末倒置。在朱熹看來，變法不過是改變人心的一個條件。改革時弊的根本方法是改變人心。要盡除人們的私欲，光靠法律製度是不夠的。他認為，三代以下“心術”不正的原因是“尊君卑臣”。要采取措施限製君主的專斷之權。
同樣，在今天，因時製宜，因人製宜，因地製宜的處世之道也被人們廣泛的認同並接受。“通權達變”的方式解決了一係列特殊性的問題，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同情況不同對待。“t權變”思想，主要是為了起到“通”與“達”的作用。即是對人們行為的一種取舍，要求人們知法度而不拘泥於法度，明事理而不淤滯於事理；知進退，善變通；允中厥，不極端；動靜相宜。行止有度。
行走於人世，本來就是一場非常艱巨而嚴峻的考驗，並且世間萬物紛然而龐雜難以一概而論。雖然從人生的進取層麵來看，為人自然應該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但在具體的實際行動中則應遵循“權變”的原則，不應執於一端，否則東向西望難見西牆。世事的複雜，人心的多變，要求人們要在不同的情況下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惟有靈活掌握“權變”的通達，才能真。
調侃與自嘲
所謂“自嘲”，顧名思義就是自己嘲諷自己。自嘲，是一種幽默的說話方式，一種幽默的生活態度，一種心理調節的方式，一種人生智慧的表現。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麵上是嘲弄自己，實質上卻是另有意蘊。
在現實生活中，適時適度“自嘲”往往會收到妙趣橫生、意味深長的效果。製造出寬鬆和諧的交談氣氛。所以，自嘲在多數場合具有特殊的表達功能和使用價值。
（1）先發製人
當一個人認為自己可能會被指責時，不妨用先發製人的方法數落自己一番。
美國著名黑人律師約翰·馬克在一次演講前被告知，他的聽眾大多數是白人，而且不少人對黑人懷有成見。於是，他臨時決定放棄原來的開場白，而從一開始就從爭取聽眾人手。他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我到這裏來與其說是發表演講，不如說是給這一場演講增添點‘色彩’。”
聽眾們聞言哈哈大笑，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對立的情緒無形中被笑聲驅散。盡管他後麵的演說言辭激烈，但會場秩序始終很好，演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就是演講史上著名的篇章，發表於1862年的《要解放黑人奴隸》。
在生活和工作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被別人完全理解。對某些問題甚至某類人懷有或多或少的非善意性的偏見，是人性中難以避免的。偏見像堵牆，能隔離友好和理解，帶來的卻是誤會和矛盾。如果妙用自嘲法，消除對方的偏見，就能為雙方的正常交往打開通道。尤其是在別人對你攻擊之前，你若能先發製人，自揭傷疤，主動用不乏幽默的自嘲把可能被人嘲笑的地方講出來，這既解除了自己的心理壓力，又讓對方覺得你的坦誠和可愛，從而縮小了雙方的交際距離。
（2）借題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