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隨即向李法官詳細地介紹了思源基金會的相關，它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要這麼幹，以及他們現在具體都做了些什麼事情。
“如果判決的結果對於見義勇為者不利，而媒體又大肆宣傳，會不會有這種想法在大眾之間出現呢？”肖樂問道。“做好事還會被起訴，還要賠錢甚至是被判刑，那我不做好了，交給警察或者是不怕擔責任的傻瓜好了。”
“你這是在危言聳聽！”李法官說道。“披上做好事的外衣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是罔顧他人的生命權？這才是更嚴重更可怕的後果。”
“但這個案子的被告並沒有故意傷害或者是要奪取別人的生命。”肖樂說道。“您覺得完全不可能嗎？一名便衣警察在公交車上抓住一名小偷，卻被他和他的同夥圍起來。他高聲呼救，旁邊的人卻隻是站得更遠，以免被波及。見義勇為不但要麵對危險，有可能被報複，還要考慮動起手來小偷會不會受傷，會不會被告上法庭，做好事的成本這麼高，還有誰會做好事？反過來，做壞事卻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保護，受傷或者是失去生命後還可以獲得賠償，難道我們的法律是在鼓勵人們犯罪嗎？”
“夠了！你這是在詭辯。”李法官說道，肖樂的話自有一套邏輯性，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聽各種各樣的理由，檢查證據，很多律師比肖樂更有感染力和說服力，但法律就是法律，絕對不是憑借個人感情就能決定的東西。
未來的可能性這種東西，對於某種極端情況的假設，這些都經常會出現在律師的口中，卻很少被法官所接受。
他甚至不屑於說服肖樂。
“我不是在詭辯。”肖樂說道。“網絡時代已經到來了，如果不正視這種變化，不隨之而改變我們行事的方法，事情將會變得比我猜測的更加糟糕。一件以往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許會被發酵，誇張。扭曲，最後導致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後果。”
“這不是我該負的責任，也不是我能考慮的問題。”李法官說道。“我們管不了媒體要怎麼說，更沒辦法管網民怎麼想，我們隻能依據事實、證據和法律條文，做出最符合法律原則的判決。”
“但也要考慮道德層麵的問題不是嗎？我們不但講求依法治國，更強調道德因素不是嗎？”肖樂沒有辦法拿還沒有發生的事情來作為例子說服他，但他還是盡力地勸說著：“我們絕對不會試圖幹擾您的判決，但請您考慮一下這種後果發生的可能性好嗎？您也不會希望以後當人們談論起社會道德的淪喪，說起為什麼人們都不再見義勇為，都以您經手的這個案子作為開端吧？”
“我承認您的那種假設也有可能存在，也許會有人借著做好事的名義去作惡，但以您對於人性的判斷，是因為擔心受到無妄之災，擔心無法承擔意外後果而選擇不再見義勇為的人多，還是因為可以逃脫法律製裁而故意去傷害別人的人多？借做好事的名義作惡，他們至少還要批上一張做好事的皮，至少人們的認知裏好事還是應該要做的。但如果人們都冷漠下來，把做好事變成愚蠢，變成傻的代名詞，甚至勸阻身邊的人去做好事，去見義勇為，那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的法律，難道不應該是鼓勵人們去做好事，當好人的嗎？”
李法官終於猶豫了一下。
“你們還沒有見過死者的家屬吧？這是民事訴訟，我們的原則都是先盡可能進行調解。”他這樣說道。“這樣的事情，最好是不要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