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對於我們總是已經有知識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其中起過作用的世界；因而毫無疑問，沒有任何經驗是在某種物的經驗的最樸素的意義上給出的，那種最初把握這個物，將它納入知識中來的經驗，關於這個物所已經知道的僅止於它進入知識而已。”因此我要引出並澄清“事”這個概念。楊黎在《立場》中持事物是不同的觀點：“人們經常談及事物，將事物說成一個詞。其實，事物是不同的。物，是一個詞；而事，又是另一個詞。事與物的組合，成了又一個詞。”事和物是絕對不同的符號麼？這裏，物的自在功能已經喪失，沒有了對物的內部結構的分析。而是通過詞語的方式，物被編入一種捆綁式的符號體係，也就是物的意識形態化，仿佛畫餅就能充饑。要指出的是，人們這樣以語言為工具來認知物，而作為人的活動或表達的工具和媒介的語言，已經是形而上學、被濫用了的詞語，它所能認知的是被蒙蔽了的物。是一種偽物主義方法論。隔離事和物，絕對是種誤解。物不是單調物，而是一定背景下的物。我們身邊的事即是最日常的生活經驗，也即離我們最可接近的一種生活狀態。事勾勒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網羅物背後的狀態。物的背後是一種無法直接把握但卻可以通過個物的助益而自身呈現的東西，這是形而上學的“語言”概念所不能表達的了。因為在今天，語言已經一定程度上不純潔，承載了過多的意義——被通假，被假借，連最初的象形都弱化到不見。這種語言的異化是生存環境的異化，讓說話的人有意識地陷入兩難之境。而自在的物就是要清潔語言——人隱身，語言略去，物退為背景或者消失為背景。人隱去的意義，就是無對象性，避免想當然的自以為是和無所謂的偏見。語言略去就是揭開物的包裝袋，還原物的質感。而物退為背景或者消失，我們就更接近真實，一個光線和諧平衡的空間。陶潛說：“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所以，當物超脫了物用，即一般工具化的方法論，而如實呈現物及物的事（事，物及物的外在聯係）以及物本身的質（質，物的內部結構），那麼最後越來越突顯的恰是空無一物。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場域裏，物的指向不一。比如水。在南方，日常起居中，它隻是生活用水。在北方，幹旱的地方乃至大漠，則是生命的源泉。就像物同仁一直提到的磚頭，在泥木匠眼裏，它構成房子的一部分，在品性頑劣的人手中，它可能隨時砸向你的腦袋，構成你流血的原因。“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所以，要關注場域的適用。場域是一種維持物集合的秩序——可以具體到我們置身的環境。它使物事、物質變得可能，使目的、意義和價值構成的儀器可能真實地存在。我要說的是，事物是不同而有和。單一地排列物隻是加強物的密度，就像工業化時代的勞動力密集，而真正讓物動起來的是物的事和質。我們的語言也絕非呈現物單一的存在，物還要動起來。這形成一種動賓關係。在物動起來的過程中，物之間的距離即時空距離起了根本性作用。尤其時間可以改變物，正如談到麗的長大。1962年、1972年、1982年的麗也是不同而有和。麗還是那個麗。隻是時間和空間（即她所生活的環境）不同。楊黎知道的那個麗，屬於麗的往事。現在楊黎要做的是試圖去恢複事物的“純潔性”，恢複“驚奇的觀照和事物最初在場的完整性”。這種對物的恢複的努力，我們可以參照博物館。翟永明在《白夜素歌》中也描述過，“見過許多熟悉之物/古老的劍戟和它們的主人/見過宮殿行將傾圮/見過死去的朋友在活人中棲身/還有古老曆史中的重要角色”。人人都試圖通過博物、格物來洞悉物的隱秘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