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事藻績，顯示了學人之詩的質實沉厚
學人之詩重意不重辭，遣詞造句往往顯得樸拙無華，不似詩人之詩靈巧穠麗，而是黜風雲月露之態，趨向質樸厚重的審美特征。如鄭珍的《黃焦石》：“後園黃焦石，厥癩如蝦蟆。古柏覆其頂，蒼苔布其窊。石腳何所有，纂纂懋木瓜。石縫何所有，黃黃蘹香花。初來治茲圃，地瘠不可鏵。辛勤我母力，十年擁糞渣。不知鋊幾鋤，硌確化為佘。秋分摘番椒，夏至區紫笳。小滿拔蔥蒜，端陽軒頭麻。頭上覆尺巾，細意毫不差。時來憩石上，汗泚慈色加。指麾小兒女，亦學事作家。觀之不如意，複起為補苴。舊時值坐處，塵涴風與爬。爾來三四年，荒翳藏蛇蛙。獨撥莽中覓，隕涕至日斜。”詩中的“窊”（wā）、“佘”（shā）、“笳”（qiá）、“苴”（zhā）看似當地的方言土語，實則選用這些字是因為它們古音韻可通押，由此可見鄭珍深厚的文字音韻功底，他的詩歌確實是“以功力深湛為特色”。莫友芝讚之曰：“彼持別材、別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楦釀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巢經巢詩鈔序》）
（四）經緯萬端，顯示了學人的經世情懷
與詩人之詩相比，學人的經術之心使他們的詩歌更關注現實，更注意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以顯示他們“初誌豈詩人”或“恥為文人”的理想情懷。鄭珍就在詩歌中再三表明了自己的經世之誌，“男兒生世間，當以勳業顯。埋頭事章句，小夫已翦翦。何況誇文詞，更卑無可善”（《樾峰次前韻見贈兼商輯郡誌奉答》）。正是在經世濟用思想的影響下，他用詩篇闡述了自己經世之策，例如，他曾為使家鄉貴州擺脫貧窮、發展經濟，在詩中提出三策：《黎平木贈胡生子何》提出黔地必須從農耕轉向林業，發揮地區優勢，才能守土致富，“我生為遵人，獨作樹木計”；《厓塹口》提出貴州要開山辟嶺，改善交通狀況，才能與外商平等交易，繁榮貴州經濟，“一朝會平蕩，茶鹽得通易”；《遵義山蠶至黎平，歌贈子何》詳述桑蠶之業，認為養蠶業“金帛滿山那苦貧”，貴州養蠶業可以遵義為中心，在黔地其他地方推廣。
三、根柢於學的詩學觀
鄭珍特別重視詩人的根柢學問和積理養氣。他說：“才不養不大，氣不養不盛，養才全在多學，養氣全在力行。學得一分即才長一分，行得一寸即氣添一寸。此事真不可解。故古人隻顧學行，並不去管才氣，而才氣自不可及。所謂源泉混混也。如日光，如劍割雲開。”認為學、行是才氣的根源。他認為可以從生活和書籍兩個方麵對詩人性情進行陶冶（養氣），深入生活，增加閱曆，“曆練駿骨閱山川”（《追寄莫五北上》）；多“讀書”以“養氣”，他在《論詩示諸生時代者將至》中說：“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贍乃相濟……又看蜂釀蜜，萬蕊同一味。”兩條途徑同時並進，相得益彰。
鄭珍認為學問與詩歌是相輔相成的，書讀得多，詩作自然功力深厚。他在《書柏容存稿》中說：“不廢讀書真有益，爾來自比少作厚。知君學養再十年，定視今茲又芻狗。”在《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詩草〉題贈》中說：“茲事誠小技，亦從學養化。世有昆岷源，江河自輸寫。”形象地把詩歌與學問比作流與源的關係。在《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詩韻，約課詩於餘，和之》中說：“作詩誠餘事，強外要中歉。膏沃無暗檠，根肥有新豔。”形象地把詩歌與學問比作枝葉與根柢的關係。在《留別程春海先生》一詩中更直陳學問與詩歌的關係：
搗爛經子作醢臡，一串貫自軒與羲。……雞林盲賈為所欺，傳觀過市群夥頤，厚顏亦自居不疑。間有大黠奮厥衰，鼎未及扛臏已危。其腹不果則力羸，其氣不盛則聲雌。固宜宛轉呻念屍，非病誇毗即戚施。……
這是一篇充滿學術氣味的詩歌評論。他主張詩歌須植根於經史，提倡詩人要多讀書，要有廣博的知識。空疏不學，枵腹為詩，必然導致詩歌氣息孱弱，萎靡不振。
鄭珍還有個更生動的比喻說明學問在詩歌中的作用：“要裝蓋個作麼款式，斷要仿照古人規模。規模固百般巧變，終是離磚瓦、枋片、顏料、油漆一點不得，則多讀多看書其要也。”（《跋內弟黎魯新〈慕耕草堂詩鈔〉》）鄭珍把作詩比作蓋房子，認為在“規模”上可借鑒、學習古人，但必須腹中有學問（磚瓦、枋片、顏料、油漆）才蓋得出來。
四、學人之詩的奇葩
莫友芝在《巢經巢詩鈔序》中說：“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即一意文字聲詁，守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補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雜博橫決，乃複遍綜洛、閩遺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靜涵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切證諸世態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於中，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疑義，抉摘鬯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幹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為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為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於大道無所抵牾，則又非真講學人不能為。彼持‘別材’、‘別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漓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楦釀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莫友芝這段話指出了鄭珍學人之詩的特征：第一，鄭珍是位學問宏富而又精審的學人，“儒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不僅繼承了乾、嘉學者治學嚴謹的精神，而且在學術能“補苴昔人罅漏”，疏浚其雜博；第二，鄭珍學擅專門，詩有餘緒，“才力贍裕，溢而為詩”，詩歌是其學問的自然發露，是其學之別體；第三，鄭珍詩歌非學究之詩和道學家之詩，沒有板滯和迂腐，學問道理自在其中卻能以才情驅學；他的詩歌更不是學識淺薄的詩人之詩，隻能在字句上雕琢折騰；第四，鄭珍不囿於一家一派，而是綜合百家，自成其詩。
鄭珍精於考據，但他的詩與乾、嘉考據家之詩不同，“妙能赤手白戰，不借五七字為注疏考據尾閭之泄也”。鄭孝胥說他“鄭君樸學仍能詩，瘦硬偏工兼淡妙”（《黎受生遺鄭子尹書四種及〈巢經巢詩鈔〉》）。鄭珍與同時代的程恩澤、祁雋藻、何紹基、莫友芝等人也有不同，程、莫等人“於筆墨力求名貴，用思太深，避常太甚，筆墨之痕時有未化，故落紙更無潦草率易語，而短處即因此見之”（鄭珍《郘亭詩鈔題識》），他們以學問為詩的習氣比鄭珍要重，性情才氣又不及鄭珍。錢仲聯先生在《論近代詩四十家》比較了鄭、莫兩詩人後說：“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經訓一菑畬，破此南天荒。莫五與齊名，才薄難雁行。”“子尹詩蓋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奧於一爐；而又詩中有我，自成一家麵目。……莫友芝與之齊名，但《郘亭詩》多以考訂議論為詩，雖有山水及旅程之作，亦學古來化，非子尹之比也。”陳衍也說：“子尹精經學小學，子偲長於史地之學。二人工力略相伯仲，子尹詩情尤摯耳。”鄭知同在《慕耕草堂詩鈔序》中說：“獨山莫子偲先生寓居遵義，與家君交數十年，皆以詩名馳天下，而其宗旨不可強同。家君之為詩，才高學富，興致勃不可遇，攄辭奇傑宏肆，不假雕鎪，自得天趣；而先生獨取深厚沉密，以冥思撣精勝。故欲學步家君，非兼其才其學，雖貌為之，莫由似者，至今繼響無人，而先生猶可踵跡也。”序中所說比較含蓄地道出了兩人詩歌的差距：鄭詩天趣自然，自出機杼；莫詩冥思錘想，詩從書出。別立機杼者處處生機；詩以從書出者難免晦澀。
以學問入詩到底好不好，這必須由詩歌的閱讀欣賞者來評定，如果隻是普通的閱讀者，詩歌學問化程度深了，他們讀不懂，詩歌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但如果是學識淵博的讀者，詩歌做得太“淺”了，他們會覺得不耐讀，如同吃了個泡泡糖；隻有典雅而有書卷氣的詩歌，他們才覺得有味，如同嚼橄欖一樣。這就是為什麼翁方綱等人的詩歌讓人生厭，而袁枚的詩歌也遭人嗤點。如何兼顧普通讀者和學識淵博者的感受呢？在清代眾多詩人中鄭珍是能將兩者處理得較好的佼佼者之一——普通的讀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性情上的共鳴，學識淵博者可以領略到詩中有學的滋味。
總而言之，鄭珍作為學者的“才、學、識”與作為詩人的“審美直觀”在詩歌中得到了較完美的結合。他的詩歌具備了“詩之興”與“學之理”的雙重內涵。陳柱《答呂生芳子論詩書》認為鄭珍的詩歌“天人交至，詩人之詩兼學人之詩者也，自宋以後，已無人能及者”。陳田在《黔詩紀略後編》中說：“餘嚐論次當代詩人，才學兼全，一人（鄭珍）而已。”尤其是他詩歌中的平易自然、機趣時見的詩風在清代學人之詩中難覓其儔。錢鍾書說：“（鄭珍）妙能赤手白戰，不借五七字為注疏、考據尾閭之泄也。”錢仲聯說：“子尹詩之卓絕千古處，厥在純用白戰之法，以韓、杜之風骨，而傅以元、白之麵目，遂開一前此詩家未有之境界。”白敦仁《〈巢經巢詩鈔箋注前言〉》中說：“（鄭珍的詩）不同於翁方綱之流的‘葉韻的考訂文’，子尹的詩，即使是最沉悶的題材，也有一股活氣和亮色，有一種‘盤盤之氣，熊熊之光’”，“鄭珍的詩歌有生新奇奧、力辟陳常一種，然論其全貌，自當以清真樸厚，妙於白戰者尤見家常；至其詼諧幽默、機趣橫生之妙，亦當特為表出。”這是對鄭珍詩歌精辟的見解。
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鈔〉》雲：“獨鄭珍子尹卓然大家，為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曆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梁啟超雲：“子尹詩為能自辟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吳敏樹說：“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為本朝人所無。”近人趙香宋也以“絕代第一”許之。錢仲聯雲：“鄭子尹詩，清代第一。不獨清代，即遺山、道園亦當讓出一頭地。世有知音，非餘一人私言。”這些評論反映出清代詩學一直追求的性情與學問合一、詩人與學人合一的詩學理想在學人兼詩人的鄭珍身上得到了完美體現。清代眾多學人之詩，在述學的同時能融入性情，注意以靈趣潤飾，難有出鄭珍詩之右者。清代詩歌學問化之路經過眾多詩人、學人的闖蕩探索，到晚清已成圓熟的狀態。中國古典詩壇向來有如許缺憾，“於詩外別無專門學術也。若學術可稱，而詩又為餘事；且以學贍而累及於詩者”，鄭珍在晚清詩壇的崛起恰能填補這一缺憾。
第四節 傳統學人之詩的絕調：沈曾植的詩歌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我國近代少有的在國內外都有影響力的著名學者。沈氏邃於舊學，“鶴頭書好閉門居，欹枕探經落蠹魚”，經、史、音韻訓詁、西北輿地、南洋地理、佛、道、醫、古代刑律、版本目錄、書畫、樂律，無不精通。王國維對他的學術麵目作了基本的勾勒：“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鹹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兩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國外許多漢學家如日本那珂通、藤田豐八、內藤虎次郞，法國伯希和都聞聲傾慕，謁談相契。俄國卡伊薩林為其作《中國大儒沈子培》一書，日本西本省三為其作小傳（錢仲聯語，見《沈曾植集校注前言》）。“俄國哲學家克塞林伯爵東來訪道，自矢心如白紙，不存纖毫成見，至滬，因介得見先生，反複問難，卒之衷心傾服，以為得未曾有。”
從晚清學術發展來看，道、鹹以降學術由乾、嘉經史考據之學蛻變為今文經學和邊疆史地、甲骨文字之學，今文經學有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邊疆史地、甲骨文字之學則有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孫詒讓、程恩澤、鄭珍、莫友芝等人仍繼承乾、嘉經史考據學餘脈。沈曾植一方麵繼承了乾、嘉以來的音韻訓詁、典章製度等考據之學，另一方麵又能跨入新拓展的西北地理，遼、金、元史及甲骨文等學術，是清代學術之集大成者，胡先驌《海日樓詩集跋》稱他為“清同、光朝第一大師，章太炎、康長素、孫仲容、劉左庵、王靜安先生未之或先也”，讚之曰：“先生之學，海涵地負，近世罕匹。”
沈曾植致力於學術研究，詩歌僅其餘事而已，“偶有所感，輒綴數言”（沈曾植《苻婁庭漫稿自序》）。然學問富贍而溢為聲詩，其詩歌是典型的學人之詩。“沈曾植的學人之詩，表現在其詩融通經學、玄學、佛學等思想內容以入詩，表現在腹笥便便，取經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遼金史籍、金石篆刻、醫藥等方麵的奧語奇詞以入詩，他的學問積累深厚，又能融會貫通，發之於詩，從而形成了奧僻奇偉、沉鬱盤硬的風格。”（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前言》）
一、引學術入詩
沈曾植的學人之詩首先表現在他能融通“經學、玄學、佛學等思想內容以入詩”，即以專門之學入詩。
沈曾植認為詩歌與經史佛道之學是相通的，如他以唐詩為例，指出詩歌與繪畫、佛學相通，“吾嚐論詩人興象與畫家景物感觸相通。密宗神秘於中唐，吳、盧畫皆依為藍本。讀昌黎、昌穀詩，皆當以此意會之”；他又以宋詩為例，指出詩歌與史學相通，“以事係日，以日係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詩，而東坡、山穀、後山之情際，賓主曆然，曠百世若披帷而相見。彼謂詩史，史乎史乎”！
他在《與金甸丞太守論詩書》中說：
記癸醜同人修禊賦詩，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體投地，謂此真晉宋人詩，湘綺畢生，何曾夢見？雖謬讚，卻愜鄙懷。其實隻用皇疏《川上章》義，引而申之。湘綺雖語妙天下，湘中《選》體，鏤金錯采，玄理固無人能會得些子也。
王闓運詩宗漢魏六朝，其詩在選辭設色、風調音節、對舉鋪敘、渲染修飾上學漢魏六朝詩人，可謂惟妙惟肖，足以亂真。然沈曾植認為王闓運隻得魏晉六朝詩人的“皮相”，其詩雖如“晉宋人詩”語言雋妙，但他不通玄學，對漢魏六朝詩人蘊藉在詩中的玄理幾乎沒有領會到。沈曾植本人精通玄學，所寫的玄理之詩，樊增祥讀後，欽佩不已，以為“真晉宋人詩，湘綺畢生，何曾夢見”。沈氏這段話著意點出了學術思想對詩歌內在的支撐作用。沈氏又說：
在今日，學人當尋杜、韓，樹骨之本；當盡心於康樂、光祿二家（自注：所謂字重光堅者）。康樂善用《易》，光祿長於《詩》（自注：兼經緯）。經訓菑畬，才大者盡容耨萩。韓子因文見道，詩獨不可為見道因乎？
他以具體的事例論證了“以經通道，文道合一”的詩文創作觀，指出詩人隻有把詩學與經學、玄學等專門之學打通，學有根柢，詩作才能因詩見道。
作為大學者，沈曾植的學人之詩首先表現在引學術思想入詩，體現出他“因詩見道”的詩學思想，這是他的“學人之詩”與同時期的陳三立、鄭孝胥、陳衍等“同光體”派“詩人之詩”不同的地方。錢仲聯先生說：“‘同光體’詩人，隻有沈曾植是著名的學人”，“（沈曾植）才是道道地地的‘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者的現身說法，而‘同光體’詩人卻不足以語此的，個別作者如陳衍，雖也博覽經史，畢竟隻是詩人、古文家，是《文苑傳》中人物”。沈曾植的“學人之詩”不隻有“詩人之詩”一樣的用事用典，其詩歌創作體現出他“因詩見道”的詩學思想，而且融會了相關的學術思想內容。學術修養、文化意識及時代情境等因素促成他以集大成式的魄力融詩、學於一爐，並趨於向精、深、廣的方向發展。他的許多詩作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如《病僧行》（《海日樓詩注》卷3）體現出他認為有世間法而後有出世間法，針砭僧徒不識世間心，故無法從世間心轉向出世間心的佛學思想。《病山示我〈鬻醫篇〉，喜其怪偉，屬和一章》（《海日樓詩注》卷7）對中國曆代以來的諸醫家醫書進行考訂，完全可作為一部醫學史來研讀，詩中以氣論“榮衛”，駁斥專以“衛屬氣”、“血屬榮”的謬見，可為醫理研究方麵提供參考。《六月十二日山穀生日，超社第七集會於泊園，觀餘所藏宋本山穀內集任注，各和集中七古韻一首，用浯溪詩韻》、《傅沅叔得北宋本〈廣韻〉於廠肆，澤存堂祖本之祖也，為題四絕》、《積佘觀察以所藏〈常醜奴墓誌〉索題此誌平生凡再見，皆羽琌山館物也，覃溪極稱此書為歐法，今拓泐淺無以證之，意世間尚當有精拓本》、《題知不足齋鈔校本棠陰比事二首》等體現出沈曾植在古籍版本方麵的造詣，他澄清了前人的誤說，比勘版本的異同與優劣，還原了相關版本的本來麵目。《題唐子畏雪景》評價唐寅之畫，別具隻眼；《題宋芝山晴江列岫圖卷三首》批判麓台、石穀、南田末派之失，體現出他對繪畫藝術的精深研究。
沈曾植還認為詩歌應能通古今之變，通人倫政事之得失，實際上就是提出詩歌必須發揮社會政治功能，表現儒者圖謀天下、審定號令、深慮遠圖的經世情懷。他說：“夫所謂雅人者，非即班孟堅魯詩義‘《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謂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所謂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跡，達人倫政事，文道管而光一是乎？”（《瞿文慎公止庵詩序》）他的《送伯愚赴熱河》、《簡黃公度》、《入城》、《南皮公青山大閱偕節庵往觀》、《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賦呈》、《寄陳伯嚴》等表現了他的曠世情懷和經世之術，圍繞著如何實現富國強兵，把救危之術、濟世之策用詩歌的形式“撰寫”了出來。
二、引學術用語、奧語奇詞入詩
沈曾植力求詩歌擺脫平庸濫俗，欲洗髓伐毛，蓄蘊奧義而“寄托遙深”，分別從思想內容的形而上和用事用典的形而下兩方麵奠定了他學人之詩的範式。就形而上而言，就是以學術代替詩人的直觀經驗，突破傳統詩學中“言誌”和“緣情”的主導性模式，把“情”、“誌”提升為以理性和邏輯為體、知識學問為用的新型藝術品，以便既能全方位地調動其博鴻的學術資源，又能順應其隱約委婉的表達方式的要求；就形而下而言，即學者的典故術語取代了詩人輕靈巧語並成為文本中最重要的詩歌語言。
沈曾植的學人之詩還表現在以“經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遼金史籍、金石篆刻、醫藥等方麵的奧語奇詞以入詩”。他不是有意在詩中雜拉生詞，炫學矜奇，而是在完全通融了學術之後，不自主地將其中的學術用語、典事奧語引入詩作之中，運用自由，毫無滯澀之感，完全是其深厚學術功底的自然發露。
由於他能將諸多學問通融彙合，他的詩中往往會出現以經史佛道、金石考據、地輿方誌、醫學農學等諸多學術術語同時入詩的情況，真是包羅萬象，沈博奧邃。學術術語已成為他詩歌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與刻意堆垛生詞硬語迥乎不同，非學術大師無以至此。下麵僅引他《病山示我〈鬻醫篇〉喜其怪偉，屬和一章》中的一小節加以說明：
醫術始黃帝，神仙能養生。厥流托方技，劂典先群經。燕齊遷怪人，悲憤思飛騰。仲景廚及流，不依劉景升。大慈啟金匱，善救蘇災。黃公北山隱，思邈終南迎。劍首隋唐，刀圭戰魖靈鬼。（《海日樓詩》卷7）
“醫術始黃帝，神仙能養生。厥流托方技，劂典先群經”，語出《漢書·藝文誌》關於《黃帝內經》和方技典籍的論述。“燕齊遷怪人，悲憤思飛騰”，上句出自《史記·封禪書》：“而海上燕、齊迂怪之方士，多來言神仙矣。”下句出自曹植《仙人篇》：“飛騰踰景。”“仲景廚及流，不依劉景升”，見《名醫錄》和《後漢書·劉表傳》，劉表為荊州刺史後，任命張仲景為長沙太守。“大慈啟金匱，善救蘇災甿”句中的“大慈”意出《大智度論》：“大慈與一切眾生樂，”“金匱”即張仲景所撰的《金匱要略》三卷。“黃公北山隱，思邈終南迎”意出文中子《中說》：“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舊唐書·孫思邈傳》：“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劍首吷隋唐，刀圭戰魖靈鬼”，“劍首吷”語出《莊子》：“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刀圭”語出《抱樸子》：“服之三刀圭，三屍九蟲，即皆消壞。”
這首詩被王國維稱為“傑作”，串聯了一係列史學、地輿學、醫學以及道佛之學之典故術語，瀾翻不窮，迥出蹊徑。辭艱句奧給讀者解讀造成了難以忍受的障礙，真可謂“雅尚險奧，聱牙鉤棘”。
沈曾植的詩歌喜融合數典，典中有典。如《國界橋》中“修多羅說家常語，冥漠君為化樂身”（《海日樓詩》卷7）句係融合數典而成。“修多羅”出自《大智度論》，指諸經中直說者；“家常話”源自楊潛《雲間誌》中《聰道人靈鑒塔銘》：“（仰德聰）結廬佘山之東峰，有二虎大青小青隨侍。有造之者，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如人看家書一遍，即知其義，何見讀為？’”“冥漠君”用謝靈運《祭古塚文》：“塚有二棺，刻木為人，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雲爾。”“化樂身”出自《起世經》：“化樂天身長八由旬。”
沈曾植詩歌最讓人難以明曉的是大量以佛典道藏入詩。張爾田說：“沈寐叟邃於佛，三洞之籍，神經怪牒，紛綸在手，而一用以資為詩。”汪辟疆說：“（其詩）貫穿百代，奧衍瑰奇，尤喜摭佛藏故實，融鑄篇章，一篇脫手，見者知其寶而不名其器。”胡先驌本欲稱讚他的詩歌，卻不經意間點出了他大量運用佛典道藏給讀者造成的滯塞，“先生（指沈曾植）學問奧衍，精通漢、梵諸學，其詩本清真，但以攟拾佛典頗多，遂為淺學所訾病”。如《西摩路》（《海日樓詩》卷5）一詩中：“欣然名字即，已釋塵沙凝。老母米潘因，晚華曼陀姿。”前兩句意為天台宗化法四教：藏、通、別、圓；又分為六即，所謂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後兩句中的“老母”用《大智度論》典；“曼陀”即曼陀羅，梵語音譯詞，佛教中的聖潔之花，《法華經》載佛說法時，曼陀羅花自天而降，花落如雨。由雲龍說沈曾植的詩精深沉鬱、晦僻不可時特意標出這兩句，“老母米潘因”一語，由氏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再如《病僧行》雲：“蘇迷廬山芥子小，石女行歌木兒笑，嵐風撼鬆藤嫋嫋。”（《海日樓詩》卷3）“蘇迷廬山”、“芥子納須彌”都源自《維摩詰所說經》。“石女”句暗用《本蒿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嶺上木人叫，溪邊石女歌。”“嵐風”句暗用《大寶積經》：“此三千大千世界，為毗嵐猛風之所吹壞，一切散滅，無有遺餘。”三句用典都用“故事之語意，而不顯其名跡”。
三、學人之詩的極致
前麵說過中國古典詩歌從民間集體創作時代進入文人個體創作時代後，始終存在一個“學問化”過程，這一過程與詩歌的“性情化”處於一個共時性的平行狀態。單就古典詩歌“學問化”過程本身而言，它又處於一個曆時性的演進狀態，即這一過程並不是某一時期、某個流派所體現出來的片斷性現象，而是伴隨著古典詩學曆程強弱參差地形成一個持續性過程，基本趨向是以踵事增華的方式由弱漸強。
處於晚清時期的沈曾植將清代學人以學問為詩引向更險更僻的路數，他的詩歌不僅有深奧的學術思想，而且“僻典奧語，層見疊出，不加詳注，很難索解”（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前言》）。在他的詩中，古典詩學中興象、氣韻等審美內涵退居其次，傳統士大夫抒情言誌的雅致越來越接近於一種純粹的學術趣味。他“以六籍百氏、葉典洞笈為之溉，而度材於絕去筆墨畦町者，以意為而以辭為轄，如調黃鍾，左韶右濩，如朝明堂，堯醴舜醺，譎往詭今，瘁窳”，引學問入詩力求開拓出新，除了全麵驅動其心智，從典籍書本的字裏行間仔細搜尋前人遺漏的點點滴滴以為詩料外，還大量引入釋典，釋典中又取其中的僻典，此前的學人雖也引釋典入詩，但遠不如他順手拈來，頻頻調用。
沈曾植的詩歌可以說達到了中國古典詩歌以學問入詩的巔峰狀態，造“學人之詩”之極，此前此後都沒有人引學問入詩如此之深、如此之繁、如此之僻。沈詩的箋注者錢仲聯先生深有體會地說沈氏“是近代學者中知識最廣博的一人”，注其詩“難度超過了任何一位大家名家的專集”。沈曾植在以學問為詩的這條創作之路上作了艱苦的探索，他融涵學理、廣征典籍的做法是以調動傳統學問各門類的知識來擴張詩體的表現力的。但這樣的詩歌性情不足，學理有餘；但見其“學境”，少見“意境”。
與沈曾植同為“同光體”派魁傑的陳三立說沈氏“於學無所不窺，道籙梵笈，並皆究習。故其詩沈博奧邃，陸離斑駁，如列古鼎彝法物，對之氣斂而神肅。蓋碩師魁儒之緒餘，一弄狡獪耳，疑不必以派別正變之說求之也”，“子培（即沈曾植）詩多不解，隻恨無人作鄭箋了”，認為其詩歌中的學問過深過僻，於己幾乎成為玩弄學問的遊戲，於人則無從解讀其詩意。其詩“鉤章棘句，僻澀聱牙，使讀者悄然而不怡”（《小草堂詩集序》），“人讀之，舌撟不下，幾不能句”（《嘉興沈乙庵先生學案小識》）。雖在學風濃厚的光宣詩壇，“宗乙庵（即沈曾植）者絕無。有之，僅一金甸丞蓉鏡，亦不過得其一體，豈以其包涵深廣，不易搜窮故耶”；雖學識淵博的同輩學人，也“時時欽其寶，莫名其器”，“睨之背芒，慓不敢近”〇10，更不用說普通的讀者了。學人之詩發展到此已是高處不勝寒了。
晚清詩壇盡管因經世派詩人、維新派詩人和革命派詩人的創作而顯示出生機，但詩壇的主體還是學人之詩或帶有學人之詩特征的詩人之詩，沈曾植的詩歌隻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這些詩歌深受乾、嘉以來樸學風氣的影響，與現實生活聯係不緊密，缺乏活潑的氣息，頗有彝鼎法物之味；學問化因素太重，顯得艱澀古奧，讀懂已令人費盡心思，遑論得到審美的愉悅。這實際上表現了古典詩歌發展到近代後期，日趨雅致深奧而走入象牙之塔的絕路，基本喪失了清新樸實的天然之風，學問化長期累積起來的負麵影響使古典詩歌的生息氣脈已經折耗殆盡，詩人們紛紛尋求資書炫博這一褊狹之路，也是在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