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社後我同書記和部長展開長達三四個小時的詳談，他們在談話中提到7月23日知青在筒車壩鐵匠鋪打刀打凶器、要殺公社幹部的報告。這時我才知道事情的起因。
我說：“糟了，你們上當了！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碼事，7月23、24號河裏漲那麼大的水，哪個知青不要命敢過河到筒車壩去。部長你敢不敢過河嘛？是哪個狗日的說的，把他娃揪出來問就曉得了！”這時書記和部長才大夢初醒，哭喪著臉相互望望，又搖了搖頭。看來他們感到事情的棘手了。談話完後，部長讓社長帶我到一王姓社員家中休息，妻就留在公社。社長一夜一直陪著我。我懸著的心這時才稍稍安定下來。
就在這夜，社長詳細地把整個事件全告訴了我。他說他對此事早就產生了懷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道理誰人不知、哪個不曉呀。所以他在這問題上隻好選擇沉默（因無實權）。這事將來誰也脫不了幹係。翌日，天還沒亮，部長就匆匆來到王家，單獨給我講述了事件的經過。他懊喪說：“都怪我自己太衝動了，雖說請示了區武裝部長，可事發後才感到事態的嚴重，後悔也晚了。我隻好極力地保護好你同方大哥（方明仲），事已經錯了，不能再錯下去了！唉！”我冷冷地看著他那可憐樣兒一言不發。當天又是趕場的日子，他們怕發生意外，早早地書記也來了，而後就讓社長護送我們夫妻到遠離公社的十大隊山中一社員家暫避，直到8月2日。就在這幾日裏，公社領導不時來勸慰我，讓我留下，可我堅決要求離開南江。
1969年8月2日，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這天他們終於妥協了。我們夫妻二人在治安員安星德等幾位公社幹部的護送下，離開了團結公社，再搭乘上南江至廣元的班車，離開了南江。
公社怕出逃的眾知青回來報複，於是調集全公社各大隊的公積金，購買了許多鋼管、火藥，造了大量的土槍、土炮，日夜防守。一時間弄得全公社雞犬不寧，村民們惶惶不可終日，很多村民逃避外地。其實當時也真有此事，如不是種種因素使複仇計劃流產，可能南江真的會死很多人。當我們夫妻二人到達廣元時，廣元已聚集了從南江縣各處逃出的知青七八十號人，他們正在計劃如何打回去。這時已經有人聯係上了群眾的派別組織廣元鐵路局兵團，鐵路局有很多重慶籍職工，聽說我們知青的慘況後，當即表示支持我們的行動，支援我們武器彈藥。雖是“文革”中的武鬥剛結束，可他們的武器還沒上繳完，居然還有幾門迫擊炮。由於種種因素使複仇計劃流產，一場災難再一次與我們擦肩而過！
南江縣打死五知青的慘案發生後，縣、地區的有關部門都沒處理，但死傷知青們的親友悲痛欲絕，不依不服，他們向縣、地、省的有關部門層層反映、告狀，但都沒有結果。在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的情況下，他們想到了告禦狀。原來，在被打死的知青中，有三人是重慶天府煤礦的子弟，而天府煤礦有一個礦工吳金全，是全國勞模，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又作為產業工人的代表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於是，死難知青的親屬便多次到吳金全家中哭訴，要求申冤；天府煤礦的很多其他職工也要求吳候補委員出來伸張正義。在這種情況下，吳金全用了極大的勇氣，向中央反映了南江知青慘案的情況。中央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重視，因為就在幾個月前，毛主席發表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今後還有以千萬計的知青上山下鄉，若殘害知青之風不刹，“最高指示”何以貫徹。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國務院下發文件，出台了保護知青、懲辦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罪犯的政策，並敦促四川省革委、省法院認真處理殘害知青事件。
1969年秋，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大章的親自督促下，成都軍區派出部隊，撇開達縣軍分區、達縣地革委，將殘害知青的罪犯繩之以法。
事件中主要人物及其結局
萬啟超，死難者，知青，落戶於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八大隊三隊。
吳行成，死難者，知青，落戶於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八大隊一隊。
肖潤澤，死難者，知青，落戶於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八大隊二隊。
王遠明，重傷者，知青，落戶於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二大隊一隊。
鄭開忠，受傷者，知青，落戶於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二大隊一隊。
楊興全，筆者，知青，落戶於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一大隊。
何碧忠，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革委會主任，公社書記，死刑。
安懷和，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武裝部長、革委會副主任，死緩。
周登科，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九大隊村民，死刑。
殷仕華，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二大隊村民，無期徒刑。
嶽安德，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八大隊村民，有期徒刑十五年。
安雲德，南江縣沙河區武裝部長，有期徒刑八年。
鄧弟星，南江縣沙河區團結公社財糧幹事，有期徒刑七年。
作者簡介
請見《不應忘記的少年沉冤》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