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闈政變向來是一成敗難料的冒險，當時的袁世凱隻是一混跡官場幾十年普通的漢族官員，隻是仕途奔競，並沒有資格也沒有資本進入高層的權力角逐。
袁世凱雖傾向維新，但當時光緒的維新詔令僅僅得到浙江巡撫陳寶箴的響應，維新派勢力尚弱，還不足於圖大事。
如果設身處地為袁設想，無論他是幫助“帝黨”殺戮“後黨”，還是幫助“後黨”剿滅“帝黨”，都要承擔著道德與良知的折磨。畢竟他隻是聽到譚嗣同慷慨激昂的一麵之詞，而光緒帝對維新派布置的政變計劃知不知情？也沒有證據表明光緒帝在麵見袁世凱時對他提出過參加政變的要求；腦袋如果沒進水，誰都知道當時國內掌管實際最高統治權的是太後慈禧，即便光緒帝有膽量向袁世凱提出捕殺太後的請求，但任何頭腦清醒的大臣都絕不會隨口允諾，幫助皇帝殺戮或者囚禁母後。
這裏牽扯的不僅僅是個人安危的事，而是麵對的江山社稷，萬一失手，那對社稷和國家神器傷害更大，那民族的傷痛更大，世事如棋，鹿死誰手？變數未知，後果孰定，更何況是譚嗣同的一次夜間的陡然造訪，就能讓一個人豁出身家性命以卵擊石嗎？
所謂的捕殺太後的密詔，本是康有為偽造的，康有為說他攜有光緒皇帝9月16日通過楊銳帶給他的密詔：“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開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直至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楊銳的兒子楊應昶將密詔原文呈交都察院，人們才發現，原來密詔不是寫給康有為的，而是寫給楊銳等四章京的。其原文稱：
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末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誌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密詔反映的是光緒的激進改革理念和行動受太後掣肘時的焦慮。並非告急的密詔，“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將舊法盡變，盡黜昏庸之人”這一假設，皇帝是虛前席詢問良策，而非授權救援行動，況光緒皇帝還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聖意”，且光緒帝指名“妥速籌商”的，是四位軍機章京。康有為充其量也隻能列入“諸同誌”之中，康有在當時的光緒皇帝心中，決非可依靠的股肱，康有為偽稱密詔內容是：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這就麵目全非了。康有為並將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謂“密詔”，到處招搖和集資，更顯示其行事的不擇手段。
據康有為《自訂年譜》中的說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譚嗣同出示了光緒的密詔，旋召梁啟超、康廣仁、徐致靖、徐仁鑄、徐世昌同讀。眾人“痛哭不成聲”，“經畫救上之策”，“乃屬譚複生入袁世凱寓所，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又說袁答“殺榮祿乃一狗耳”，建議“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名誅賊臣也”。這是整個戊戌變法那個時期使形勢驟變的最為關鍵的曆史謊言。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戊戌政變並非因袁世凱主動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後來的被動彙報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事實上，袁世凱在得到政變消息後，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榮祿和盤托出了譚嗣同的密謀。慈禧太後在得知維新派想謀殺她之後，惱怒至極，於是使得原本和平的訓政轉變成為一場流血的政變。光緒皇帝和珍妃身邊的太監也倒了大黴，被杖斃四人，另枷號十人，就連光緒也被軟禁在灜台。
其實，如果劃分政變的主要責任，應該是康有為的偽造密詔要負主要的責任，而非袁世凱一人被動彙報而獨擔告密者的責任，康有為被人追捧而袁世凱被千夫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