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後世，好像一提維新，都隻說好的一麵，維新者好像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其實一件事，人們既有做的自由，也有不做的自由，難道隻有殺身成仁才是道德和世間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這樣的苛求對人對事也太過嚴酷，戊戌變法的結局和收束，六君子的喋血固然是曆史之痛曆史之悲，但世人誰不希望帝後兩黨合力攜手精誠一致，共把國家這破舊的如老牛一樣的破車往富強變法的路上推呢？那時並沒有幾個是觀望者，我們後來的讀史者不能一麵把廉價的頌歌遞給那幾位烈士的壯烈換取的殉身成仁，一麵就把鄙夷白眼歹毒的詛咒送給大多數涉事官員的持重和不參與；真誠良善的願望與手段的下作和把目的的高尚還原為手段的高尚不在同一層麵，也非曆史的公允，我們不應隻站在受難者一邊，我們應站在事實的真相一邊。
四
在曆史上，真正把袁世凱臉譜塗抹成白臉，像一塊抹布人人唾棄，受人詬病的是袁項城當國後把龍袍披在自己膀子上的稱帝。袁項城不可能成為華盛頓，我們知道，華盛頓和袁世凱的人生的底蘊和質量不在一個檔次，袁世凱成長的環境是長在尊孔祭天，不知民主為方為圓的國度，讓他成為順應民主潮流的新人，無疑是高估了他滿肚子裏的東方糧食的發酵，東方的燒酒和西方的紅葡萄酒釀製的方式不同，口感不一，主要是原材料的差異；袁世凱是曆史進程中的孤獨過客，是使我們民族前行必然付出的代價。擊碎一個舊世界誠然不易，建設一個新世界更是猶難。
《劍橋中華民國史》有一段文字，最契吾心，作為總統的袁世凱，“雖然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誇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
不把稱帝的罪都算在袁世凱一人的頭上，輕飄地為曆史結賬，這不僅僅是在衡量袁世凱個人的質量，也是在衡量一個民族的質量，我們要追問的是，袁氏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和民眾都準備好了嗎。我們前人留下的專製統治的印記是從娘胎裏帶出來的，是長在我們皮膚的某處，可能是手臂處可能是屁股處，可能是額頭處，但最深的是長在血裏，流淌在我們的周身，我們不能尋找為專製買單的替罪狼，我們都有狼的基因。
1775年4月19日，做為英國殖民地的北美大陸發生了一件改變世界曆史進程的事件：北美民兵與英國皇家軍隊在列克星屯發生了戰鬥。以此為開端，美國人打響了反對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5月10日，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對英武裝鬥爭的宣言，同時宣布成立自己的軍隊大陸軍。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役並取得了上校軍銜的喬治·華盛頓被任命為大陸軍總司令，這位英格蘭移民的後裔率領著一支裝備不良、缺乏訓練的隊伍開始了和其宗主國的血戰。經過殘酷的戰爭，北美人民最終獲得了勝利，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
1781年，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的屬下——曾任米夫林堡守備司令的劉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華盛頓，建議建立君主製，認為“很有理由采納國王的稱號”。華盛頓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後立即叫來秘書，口授了一封措辭嚴厲、不留任何餘地的回信：
“來信所述意見，我仔細閱讀，不勝駭異。你所說的軍隊裏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從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斥之為大逆不道。目前我暫守秘密，如再有妄論，定予揭發。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會，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你所建議之事，誰也沒有我這樣感到厭惡。
“為表明心跡起見，我必須補充一句，我誠心希望軍隊充分受人敬愛，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與影響而論，亦必竭盡所能，使軍隊受人敬愛。是以如果你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類謬念，勿再任其流傳，有厚望焉。”
華盛頓之後美國的體製沒有改變，一直到現在，兩百多年的輝煌曆程。袁世凱最終的選擇，與其說是個人質量問題，毋寧說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社會環境催促袁氏踏上專製之途。
聲望如日中天的華盛頓在大功告成之後，竟然自請解甲歸田。他放棄了巨大的權力，交出了大陸會議給他的總司令委任狀，辭去了一切公職，在離職演說中他堅定地對部下說：“你們的總司令將永遠退出曆史舞台。”
功成身退，這在中國的曆史上屢見不鮮，但那都是臣子下屬擔心君上的疑忌，為了保身，不得已而為之的。對於開國領袖華盛頓來說，這種危險根本就不存在，他的這一舉動，給了世人一個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