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曾為袁世凱辯護曰，“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說，“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我們覺得袁世凱可惋，錯就錯在不明大勢，錯在“大德有虧”，錯在晚節不保，若小節的偶誤，那曆史是可原諒的，但他的玩笑開得太大了，不但拿自己的名節開涮，而且還拿曆史大勢開涮，這就是昏。
讓人憐，是袁世凱在龍床上隻躺八十三天，可說事如春夢，就再換了別的床開始挺屍，落得惶惶如喪家犬，身死名裂天下笑，過把癮就死。“絕處高樓多風雨，莫到瓊樓最高層。”這是袁世凱次子袁克文所作，黃袍加身是加身了，袁世凱最終登極圓了他的中原子弟的皇帝夢，也讓祖墳冒了嫋嫋青煙，但卻在舉國聲討中唾罵聲中下了台，灰飛煙滅，做帝製最後看家的鬼。
辛亥前，啟蒙的梁啟超曾大聲鏜蹋地激烈反對革命，梁啟超認為當時國人民智未開，國體不可輕變，走君主立憲的漸進改良才是中國的首選。可惜的是，當時的顓頊的清廷和激進的黨人都把這劑良藥當成了春風驢耳。一俟袁項城要搞洪憲帝製的時候，盡管也是君主立憲製的名號，梁啟超卻再挺筆再戰，率先撰文發難，帝製已是死了的製度，就好比扔進豬圈後被踐踏的佛像，再也無法引起人們心目中的敬畏和服從；梁的意思很顯豁，帝製一旦被打破，就如破碎的銅鏡斷難複原；即使勉強複原，也難再產生神聖與威嚴的光環。可惜心竅已迷的袁世凱還是聽不懂梁啟超的話。
袁世凱的可憐處是折過身來再關上門搞專製、搞獨裁、搞家天下，到末了終究是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皇帝的夢隻是大夢一場，醒轉後複歸虛空；而袁世凱的死，也給後來者提供了一個警示的顯示屏：此路不通。從這意思說，我們的曆史是應感謝袁世凱的，曆史的手指指著一堆腐肉說：這就是稱帝者！
辛亥革命進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憲帝製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煙消雲散了，而今袁世凱歸隱的洹上村隻是一個名詞，並非地標，人們指點在袁世凱墓地西一裏許就是曾經的洹上村，現在已是片瓦無存，就如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套曲：“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過風流覺，把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何等悲涼！洹上村先是被馮玉祥讓兵將居所內之器具、書畫、古玩等拿到當時的河南省府開封去兜售，如雜貨鋪子一樣開張，名人書畫扇麵一元一個，洹上村的袁世凱舊宅開辦起了“彰德高級中學”。
再是日本人來了，洹上村做了彈藥庫；後來的內戰，這裏成了國共雙方軍隊廝殺的戰場，再後來，戰亂消失了，人們發現洹上村已是破敗不堪，有的房屋毀於戰火，而那些四合院的門窗幾乎全部被人拆走。
最後洹上村的“寨牆磚半數”撐起了安陽工人文化宮，人們在有袁氏印跡的包圍中載歌載舞，歌唱新生活。
袁世凱居住洹上的那段時間，和他友善的兄長袁世廉也恰解職在家，袁世凱整天陪著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是和妻妾子女共享天倫之樂；或是與幾個文人騷客，吟詩鬥酒，風花雪月……和當時晚清人的娛樂喜好一樣，袁世凱最喜的，就是把戲班子請到家裏唱堂會，一大家子人家，把院落塞得滿滿當當，呷著茶，聽著高亢的梆子戲。聽到入迷處，袁世凱會不由自主地用河南腔大叫“中”。等到戲散了，袁世凱還會像接見演職人員一樣，把戲班子的班主叫到跟前，關心幾句，噓寒問暖，拿出幾封包銀作為賞錢。
袁世凱是粗人，畢竟隨張謇學習過幾天經史子集，於是也就忙裏偷閑以詩言誌，在洹上，袁世凱詩興大發，倒塗抹了不少詩，還編輯出版了詩集。昔日權重位高的袁項城，一下子轉身成為蓑衣鬥笠超塵脫俗吟風弄月的隱士，這樣的兩極變化和落差，在當時如火藥桶的中國，引起了竊竊的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