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藏族兵入伍後最大的願望是學會說漢話，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隻能靠收音機幫他達成這一美好的願望。最好的收音機也不能跟一個漢族戰友比，所以他學漢話的過程比其他藏族兵要顯得艱難又緩慢。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見過他一次，他依然無法與我交流，咿咿呀呀的聲音聽了使我有些難受。當時我也許是有能力說服個別領導為他配一個漢族戰友的，這樣的話，我想他的日子不會被無盡的寂寞拉長，他學漢話的道路也不會如此漫長。我雖然想到了，卻沒有去做，我的難受正是因此而發。
休了兩個月假，又去北京學習了半年，當我再見到索拉時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長的路都有盡頭，這回，他嘴裏發出的不再是咿呀聲，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話，比我想象的要流暢得多。但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我們的交流依然問題多多，他常常答非所問，像是聽不懂我的話，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話又像不是在對我說，而是對空曠的大山、天空，聲音大得像喊叫。後來他指著耳朵跟我說：“這個……不行了，聽不見了。”說著笑笑，指著轟鳴的發電機，“這樣也好，免得我每天聽它吵吵，睡不著覺。”臉上毫無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難受，想哭。我知道，正因為發電機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讓他失去了聽覺。失聰的他，聽不到的不僅僅是發電機的噪音，還有收音機的聲音。失卻了收音機，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無情切割了，寂寞將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過分分秒秒，而他千辛萬苦學會的漢話，又跟誰去說呢？有了人，又怎麼跟人去說？他並不識字，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學習識字，因為現在的他隻有通過漢字才能與我們交流。我想這肯定比他當初跟收音機學說漢話還要難，但這與他一個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轉業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來信，三百字的稿紙，寫了兩大頁，字體工整得像是用蠟筆刻寫的，內容就是兩個詞：感謝和祝福。信的最後，他連著寫了半頁紙的“紮西德勒”，最後一個“紮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寫的，讓我感動得忘記了他已經失聰，當即給他打去電話。好在那時他已經下了山，身邊有戰友，關鍵是識了字。就這樣，我們勉強通了一個電話，轉達我對他的問候、感謝和祝願。羊卓雍湖的歲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筆濃彩重墨，索拉又是我這段歲月中的一個亮點，他誠懇的笑容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和心裏。有時候我想，生活對他不公平，但我想他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否則他不會這麼打動我、溫暖我。他總是用一成不變的誠懇的笑容和無言的努力，應對生活賦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聰，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獨和寂寞。在他無言的努力下，現在的他可以讀、寫並理解我小說裏的每一個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書，總是第一個寄給他。我覺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動，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覺得他不但是我的讀者，也是我的老師，賦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來，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這種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這個喧嘩年代裏安靜下來的一個外力。
作為一個義務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個月的全部收入，據我所知不到五千元，這是他的津貼和高山補貼。作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帶，連氧氣都隻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裏還能有其他什麼呢？據我所知，沒有一棵樹，沒有一叢草，沒有一隻飛鳥，隻有白天的太陽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