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劉仰首大笑：“才自清明誌自高……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我六十多歲才有所醒悟，這使我很尷尬……我有幸被打入底層，讓我看到了我們悲哀的人民的生存狀態……”
我們周圍已經圍了幾位聽眾，看他們的穿戴，好像是星期天出來逛城的大學生，我怕我們的對話會走火入魔……於是我說：
“公劉老師，我們隻談純文學吧，你早期的作品理想主義色彩鮮明，輕柔，明亮，浪漫……感性多於理性。而你八零年代之後的詩卻恰恰相反，凝重，沉鬱，反思，追溯，批判……你好像夢醒了，卻又隱入了迷惘，你尋求怒海，呼喚危崖、莽林，呼喚搏擊……熱血仍然在你的血管裏奔突……高風亮節，一種屈原、司馬遷的精神體現在你的身上……”
他手一揮，製止我說下去，點著我的鼻子說：“陽春，你讀了些書嗎？恭維人也學會了……”
我也不讓他說下去，我繼續說：“李耕老師與你都是當代詩壇的驕子，可他與你恰恰是另一種氣度，另一種風貌，雖然他與你一樣，文采風流，才名四播，但他經過煉獄之後，已不耐煩囂，苦惱，他隻冥求性靈與完好，他有一種過來人悟透了的豁達、澄明、自由、任性、坦然……看似一位無拘無束的悟禪者，一位精神休憩的道人，似乎沒有‘思想被主義奸侮後的痛苦’，我與他交談時，他總是盤腿而坐，一動不動，我甚至能聽到他生命的內在音節……我有幸和你們兩個都有過近距離的接觸……嗬！對了，我能問個問題嗎？你解脫之後，為什麼不留在北京？”
又有幾個人圍著我們坐了下來，看樣子他們也是什麼學院的大學生。
“我離開京都，主要是那裏沒有人收留我這頭‘渾身長滿了劍戟的恐龍’，我也早意識到那裏不適宜我生存，無窮無盡的應酬和爭論會把你已經形成的人格在不知不覺中異化，會將你陷入種種方圓之中，消耗掉你的生命……
“我想保持我的自傲和自信，那種被豢養的‘幸福’就是取消你思考的權利。人的本質在於生命的衝動，高高在上，你會丟失生命的衝動。畫了一幅驚世大作《父親》的那位戰士，不久就畫了一幅《金秋》，不是給我們上了一課嗎……
“我在京都看到一大批曾經呐喊著打倒我們的左撇子們，他們在淪落為精神奴隸之後，如今這批人又淪落成了金錢的娼妓，這是悲劇……
“一千多年前，當杜甫看見民不聊生時寫下了‘三吏’、‘三別’，那些年，我們的人民走投無路，餓殍遍野時，京都裏的詩人誰曾出來呐喊過一聲……
“整整一個時代否定了我們這些人，可我們這些被否定的人，一個個都是孤忠之相，不斷地反省改造自己，竟沒有一個人覺悟了，從而出來否定那個時代。應該說，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一個民族被外族的政治強盜逼進一條自毀文化的胡同之後，將會產生怎樣的惡果……四零年代我們出了趙丹這樣的巨星，出了《義勇軍進行曲》這樣全民同唱的壯歌……而這幾十年，我們產生、創作出了什麼？”
圍坐在我們周圍的陌生人突然鼓起了掌，公劉站起來，雙手抱拳，顫顫地向他們致謝。
“人間的溫暖……六十年……我的生活中有過多少溫暖？溫暖在哪兒……人與人之間怎麼會這樣？想當年，我在抗戰宣傳隊時，大家都像兄弟姐妹，可今天大家都築起一扇扇籬笆……”
正這時，李一痕老師陪著一位僧人尋到八境台來了，這位僧人是廣東佛教協會的悟了法師，他是來接公劉到廣州去參加“文學與宗教”研討會的。
公劉要走了，我們三雙手握在一起……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最後還是公劉說了話：
“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大家保重！保重……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