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他有時覺得很起勁，為開明書店計劃著出版辭典；同時發願要譯《南藏》。他擔任的是《佛本生經》（“jataka”）的翻譯，已經譯成了若幹，有一本仿佛已經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譯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參考，我答應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夠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時。他已經用不到這部書了。我見到它，心裏便覺得很難過，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補償的事。
他很耿直，雖然表麵上是很隨和。他所厭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還不曾忘記。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遇到了一個他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時代的浙江教育廳長，他便有點不耐煩，叨叨的說著從前的故事。我們都覺得窘，但他卻一點也不覺得。
他是愛憎分明的！
他從事於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學裏教書。他的對待學生們從來不采取嚴肅的督責的態度。他隻是懇摯的誘導著他們。
……我入學之後，常聽到同學們談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則我記得最牢，感動得最深的，是說夏先生最初在一師兼任舍監的時候，有些不好的同學，晚上熄燈，點名之後，偷出校門，在外麵荒唐到深夜才回來；夏先生查到之後，並不加任何責罰，隻是懇切的勸導，如果一次兩次仍不見效，於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著他，無論怎樣夜深都守候著他，守候著了，夏先生對他仍舊不加任何責罰，隻是苦口婆心，更加懇切地勸導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總要使得犯過者真心悔過，徹底覺悟而後已。（許誌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達學園的創辦人之一，立達的幾位教師對於學生們所應用的也全是這種懇摯的感化的態度。他在國立暨南大學做過國文係主任，因為不能和學校當局意見相同，不久，便辭職不幹。此後，便一直過著編譯的生活，有時，也教教中學。學生們對於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愛著他。
他對於語文教學，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劉薰宇合編過一本《文章作法》，和葉紹鈞合編過《文章講話》、《閱讀與寫作》及《文心》，也像做國文教師時的樣子，細心而懇切的談著作文的心訣。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閱讀別人的文章時，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過。從前《中學生》雜誌有過“文章病院”一欄，批評著時人的文章，有發必中；便是他在那裏主持著的；他自己也動筆寫了幾篇東西。
古人說“文如其人”。我們讀他的文章，確有此感。我很喜歡他的散文，每每勸他編成集子。《平屋雜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個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隻是淡淡的寫來，但是骨子裏很豐腴。雖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讀了後，也猜得出是他寫的。在那裏，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著他自己的思想和態度。
他的風格是樸素的，正和他為人的樸素一樣。他並不堆砌，隻是平平的說著他自己所要說的話。然而，沒有一句多餘的話，不誠實的話，字斟句酌，決不急就。在文章上講，是“盛水不漏”，無懈可擊的。
他的身體是病態的胖肥，但到了最後的半年，顯得瘦了，氣色很灰暗。營養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憂鬱，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內。友人們都說他“一肚皮不合時宜”。在這樣一團糟的情形之下，“合時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丏尊的牢騷太多呢！
想到這裏，便仿佛聽見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在耳邊響著。他的憂鬱的臉、病態的身體，仿佛還在我們的眼前出現。然而他是去了！永遠的去了，那悲天憫人的語調是再也聽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歎息、悲憤裏站起來幹的人，他如不死，可能會站起來幹的。這是超出於友情以外的一個更大的損失。
1946年
憶六逸先生
鄭振鐸
謝六逸先生是我們朋友裏麵的一個被稱為“好人”的人，和耿濟之先生一樣，從來不見他有疾言厲色的時候。他埋頭做事，不說苦、不歎窮、不言勞。凡有朋友們的委托，他無不盡心盡力以赴之。我寫《文學大綱》的時候，對於日本文學一部分，簡直無從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寫下來的——關於蘇聯文學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寫的。但他從來不曾向別人提起過。假如沒有他的有力的幫忙，那部書是不會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鄉貴陽到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就到上海來做事。我們同事了好幾年，也曾一同在一個學校裏教過書。我們同住在一處，天天見麵，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從來不曾有過芥蒂，也從來不曾有過或輕或重的話語過。彼此皆是二十多歲的人——我們是同庚——過著很愉快的生活，各有夢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著。六逸專門研究日本文學和文藝批評，關於日本文學的書，他曾寫過三部以上。有係統的介紹日本文學的人，恐怕除他之外，還不曾有過第二個人。他曾發願要譯紫部式的《源氏物語》，我也極力慫恿他做這個大工作。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竟沒有動筆。
他和其他的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顯得落落寡合。他沒有絲毫的門戶之見，他其實是外圓而內方的。有所不可，便決不肯退讓一步，他喜歡和談得來的朋友們在一道，披肝瀝膽，無所不談。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緘口不發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