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學校開學時，我有位極知己的同班同學夏俠（鬆江縣葉榭鎮人）竟服氰化鈉自殺了，他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全校師生莫不為之震動！在此之際同學黃河清（即黃源）又悄悄通知我，巡捕房來抓人，黑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在同學自殺，上海又彌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氛下，我就無法再安心地在立達學園求學了，於是央求我姑母代為向我胞兄陳蘊玉說明我要去日本讀書。那時東京的費用與上海相比較貴不了多少。這年年底我就和同班同學張貞黻出國去了。
在上海，我前後讀過商務印書館附設尚公小學（七年製）、吳凇中國公學（鬧風潮我才跟著老師們離開）和立達學園（創辦於上海小西門黃家闕路，後遷至江灣）等三個學校。１９２３年，在中國公學加入SY（社會主義青年團）秘密組織，介紹人是中公同學梅中林、楊顯，在國民黨清黨時他倆都犧牲了。那時我的大表哥沈雁冰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二表哥沈澤民在上海《民國日報》編副刊；我時常接到《新青年》、《響導》這些進步的刊物，都是二表哥寄給我的。大表哥的家在閘北寶山路鴻興坊，我每星期六下午都去他那裏，下星期一早上才回學校。他家裏一樓一底並不寬敞，晚上我跟姑母睡在樓上後邊的小亭子間裏。星期天來的客人很多，如瞿秋白、楊之華、楊賢江、惲代英、向警予各位先驅者我都見過。他們當時都是中共在上海發動革命運動的決策者和領導同誌。我見他們時常圍坐著一張八仙桌作“方城之戲”，他們隻用籌碼不用錢的賭博，起初我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以打牌的劈啪聲作為掩護，正在互通情報議論時政。“五卅慘案”前後，表哥家裏的客人就更加多了，我也一天不止一次地向他家裏跑，為的是去報告一些所見所聞的事情。表哥那時寫的幾篇散文速寫，如《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風雨——五月三十一日》、《街角的一幕》等等，我現在讀來確實感到非常真實而親切！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他深情地寫給我的《壽瑜清表弟》七律首聯的兩句：“往時真理共追求，一擲何靳年少頭。”後來他在寫給我的屏條上把“寄蹤”兩字改為“萍寄”，也就是指我參加“五卅慘案”那段曆史的。
８年前，我６６歲，接到表哥惠贈我的《壽瑜清表弟》這幅珍貴的屏條時，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並流下了感激之淚！記得在回信中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六歲喪父母，從小就受著姑母和您的愛護與培養。我的一家人之所以有今天，是全仗您的大力幫助！因此，捧讀著您對我這樣垂青厚愛，將我微不足道的一生概括得這樣全麵，並鼓勵我勤奮工作這美好的詩篇和挺秀的手筆，叫我怎能不感激涕零呢？！”
承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１０月２８日來函指示：１９２５年６月８日上海《申報》刊載消息：“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陳瑜清張秋人等５０餘人在後樂園召開寧波學聯聲援‘五卅’運動的緊急會議？ ？”囑我回憶有關張秋人烈士的事跡，為保存革命史料，教育後代作出貢獻。於是我就開動腦筋，挖掘記憶，但想來想去，總是想不出有關張秋人烈士的事跡來。推究原因，大概是因為張秋人烈士比我年長九歲，我們既未同過學，又不是同鄉（他是諸暨人，我是烏鎮人），在寧波我與他雖有一同參加會議之緣，但這是五十六年前的事情，時光老人把我對他的記憶衝洗得不留一點痕跡了，所以隻好交白卷，對於這場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我能記得的，略如上述而已。
原刊於《嘉興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２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