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有兩千多工人和學生，為日商內外棉紗第七廠開槍打死２０歲的青年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殺傷工人十餘人的暴行，怒火衝天地前往各租界示威遊行，在英大馬路（即南京路）演講時，遭到外國巡捕的棍棒驅趕和水龍頭的瘋狂掃射，並有一百多人被逮捕，扭進老閘捕房；這就更激起了上萬群眾（主要是學生和工人）的極大憤慨，便集中到老閘捕房前要求釋放被捕人員。這時英帝國主義的爪牙“三道頭”、“紅頭阿三”在捕房的甬道口，竟悍然向手無寸鐵的密集的群眾開放排槍，當場殺害了１３人，受傷的數十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慘案。我那時在上海立達學園讀書，是參加了講演隊去遊行的，親眼目睹這場慘劇。
第二天雖然下大雨，我們卻加倍堅決勇敢地再湧到英大馬路去遊行講演，把“援助工人！”、“援救被捕人員！”、“收回租界！”、“打倒帝國主義！”等揭貼和傳單散發給群眾，並張貼在商店的玻璃門窗上；我們有數百名男女學生的一支隊伍聽從領隊的指揮，直衝到河南路天後宮內，去包圍總商會。總商會的負責人正在閣樓裏跟上海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上海總工會的代表、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的代表談判罷市的事；我們就在外麵呼喊口號，要求總商會負責人宣布罷市。談判一直挨到黃昏時刻，總商會副會長方椒伯（正會長虞洽卿到北京去了）在群眾的威迫下，像接受“城下之盟”似的終於簽字，當眾宣布“同意罷市”。我們這才在“明天罷市”的歡呼聲中有秩序地散去。
日棉紗廠槍殺顧正紅是在５月１５日，２８日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會議，決定把這次鬥爭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總工會便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６月４日聯合各界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隨即舉行聲勢浩大的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運動。上海罷市堅持了將近一個月之久。
６月初，上海學生聯合會派我和立達同班同學賀美璿去寧波宣傳募捐。賀是寧波人，到寧波後，我們先到寧波學生聯合會去接洽，被安置在四明中學（係教會學校）住宿。白天我們上街去，到市中心、熱鬧場所、城隍廟等處講演自己目擊的那些慘相，喉嚨喊啞了，含著藥片再繼續講。聽眾有許多被感動得流下了同情之淚，同聲呼喊“為死難烈士報仇！”、“打倒英日強盜！”，我們同時也向商店及行人等募捐；夜晚我們到妓院去，向正在吃花酒的嫖客們宣傳募捐。狎妓者大多數都是有錢的商人，喜歡在妓女麵前擺闊氣，我們也就利用這種心理向他們勸募捐款；其中有不少個確具愛國心，願掏腰包把錢交給我們；但也有人在募捐冊上故意寫上幾百幾百，叫我們第二天去拿，我們也信以為真，其實他們見青年頭腦單純，是在愚弄我們，哪裏還能拿得到錢，即使他們交了出來，妓院裏的人也要從中貪汙，不肯給我們。我和賀美璿在三四天內也畢竟募到了三四千元，想到上海罷工的工人等著要錢用，我們便趕快回去把捐款交給工商學聯合會。
我在寧波四明中學結識了該校學生韓光漢。他後來到上海進學校，同我在上海景賢女中讀書的大侄女陳智英結婚。光漢年少英俊，是共產黨員，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國民黨在武漢清黨時，他在那邊做地下工作，因積勞成疾而病故。賀美璿回上海後，改名為賀大同，去工廠做宣傳工作，不幸被捕而英勇犧牲。
我胞兄陳蘊玉見報上登載陳虞欽（交通大學的學生）被槍殺的消息，疑以為是我，急忙派一個老家人到上海學校找我。學校當局也不知道我到哪裏去了，老家人就在學校裏坐等。等我從寧波回來時，他便催促我回老家去。後來我就在故鄉烏鎮繼續搞運動，如組織“雪恥會”抵製英日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