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生命背上了一種叫責任的使命
第五節珍愛生命，就要珍惜每一天
——史蒂芬·霍金在牛津大學的演講
我父親非常希望我能進牛津或劍橋。他本人上過牛津的大學學院，所以他認為我應該申請這個學院，這樣我被接受的機會更大些。那時大學學院沒有數學的研究員，這是他要我學習化學的另一個原因：我可以嚐試自然科學而非數學方麵的獎學金。
我家的其他成員去了印度有一年，但是我必須留下準備A水平和大學入學的考試。我的校長認為我去投考牛津太年輕了些，但是在1959年3月我還是和學校中另外兩個比我高一年級的男孩參加了獎學金考試。當大學監考講師和其他人講話而不理我時，我相信我考得很糟，所以非常沮喪。在從牛津回家後幾天，我收到了一封電報，說我得到了獎學金。
我那時十七歲，同年級同學中的大多數都在軍隊服務過，所以比我大許多。在大學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部分時間裏我覺得相當孤單，隻有到了第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快樂。當時籠罩牛津的氣氛是極端厭學。要是你不屬於聰明而老不用功的，就甘心承認自己不行。由於用功而得到好分數被認為是灰人，這是牛津詞彙中最壞的諢名。
那時牛津的物理學課程安排得特別容易，你可以毫不用功。在牛津上學的三年中隻在剛入學和快結束時各考一回。我曾計算過，三年期間我總共用了一千小時的功，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時。我並不為我的懶惰感到自豪。我隻不過描述當時我和大多數同學的共同態度：對一切完全厭倦並覺得沒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東西。我的疾病的一個結果就是把這一切都改變了：當你麵臨著夭折的可能性，你就會意識到，生命是寶貴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因為我沒有用功，為了通過期終考，我就打算做理論物理的問題，避免記憶性的知識。可是，考試前夜我由於神經緊張而失眠，因此考得不很好。我處於第一等和第二等的邊緣，所以必須接受考官的麵試才能最後決定。他們在麵試時問我未來的計劃，我回答說要做研究。如果他們給我一等，我就去劍橋；如果我隻得到二等，我則留在牛津。他們給了我一等。
我覺得理論物理中有兩個領域是基本的、我可以做研究的，一個是研究非常大尺度的即宇宙學，另一個是研究非常小尺度的即基本粒子。因為基本粒子缺乏合適的理論，所以我認為它較不吸引人。雖然科學家發現許多新粒子，他們能做的隻不過是和植物學一樣把各種粒子分門別類。相反的，在宇宙學方麵已有一個定義完好的理論，即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當時在牛津沒人研究宇宙學，而在劍橋的弗古得·霍伊爾卻是英國當代最傑出的天文學家，所以我申請跟霍伊爾做博士論文。我到劍橋做研究的申請被接受了，其先決條件是我要得到第一等成績。但是使我惱火的是，我的導師不是霍伊爾，而是鄧尼斯?西阿瑪，我以前沒有聽說過他。然而，最後發現這是最佳的安排。霍伊爾經常在國外，我也許不能經常見到他。另一方麵，西阿瑪總在那裏，他的教導總是發人深省，盡管我們經常意見相左。
因為我在學校和牛津並沒有學到許多數學，所以一開始時發現廣義相對論非常艱深，進展緩慢。此外，我在上牛津的最後一年發現自己的行動越來越笨拙。到了劍橋不久，即被診斷患了肌肉萎縮性側麵硬化病，在英國稱作運動神經細胞病。醫生對於治愈甚至控製它的惡化都束手無策。
最初這種病惡化得相當迅速。因為我預料自己不會活到結束博士論文，所以看來沒有必要做研究。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這種病的惡化似乎減慢了下來。我還開始理解了廣義相對論並在研究上有所進展。真正使我生活改觀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簡·瓦爾德的姑娘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