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實主義在其出發點和目的地與現代派寫作獲得了不同之後，有了獨有的去向和目標，而在途道與方法上，自然也在尋找著自己的路道與步伐。當明白二十世紀的寫作是在世界文學的鏈環上打破了十九世紀故事的全因果鏈環，而獲得了零因果和半因果的現代寫作——事實上，無論是零因果，還是半因果，都是對全因果的反動，都是對文學中如同時間一樣無法逃離的因果的豐富和創造。那麼，到了中國文學中的神實主義，當代的許多作家與作品，經過二十年的思考與努力，寫作與實踐，也大約終於找到了逃離和擺脫全因果、半因果、零因果鏈環的裂隙——那就是看到了文學中的“內因果”。無論是文學中的全因果，還是半因果和零因果，也許都還是一個“外因果”的一圓鏈環——全因果是零因果的開始；零因果是全因果的結束；半因果是二者兼之的摘取和兼顧。如此的分析與理解，也恰好可以把此三者視為外因果的一線或一環，而內因果又卻是這一環間的中心，或是這一線因果真正的起點或結束，是與它們並行可對立存在的一種新的因果的開始。神實主義寫作中所追求和推動故事展開和人物變化的原因，離不開全因果、半因果、乃至零因果的支持，但更多的是仰仗內因果的發酵和推進。讀者不再能從故事中看到或經曆日常的生活邏輯，而是隻可以用心靈感知和精神意會；不再能去用手腳捕捉和觸摸那種故事的因果，更不能去用行為經曆和實驗，而隻能去精神的參與和修養與智慧的填補。神實主義故事中內因果的確立與確準，正是它在寫作中與荒誕派、後現代派、超現實主義以及魔幻現實主義等西方現代寫作在實踐中的半因果和零因果最大的區別，是神實主義在整個世界文學中賴於個性獨立的根本所在。而這兒強調的內因果——神實主義之核中的“人之靈神、生活之精神、現實中幾乎所無法感知的邏輯之血脈”，推動著小說故事與人物的演進與變化。大家熟悉的因果關係——包括已被廣泛借鑒於寫作中的零因果和半因果，不是消失無存，而是被改變、修正或是退居於背後，讓道於內因果。也正是從這個內因果出發，我們可以重新去認識《生死疲勞》、《酒國》那樣的小說，可以重新理解《兄弟》中那被人詬病不齒的荒誕情節和描繪，還有《心靈史》、《馬橋詞典》、《白鹿原》、《九月寓言》、《古船》、《小鮑莊》、《無風之樹》以及《萬物花開》等等一大批優秀作品中那些溢出現實主義筐籃的某些奇異的神實與神實的奇異，理解它們走向“新真實”的一種努力與途徑。
也許，在豐富的當代文學創作中，神實主義是剛剛開始的一個端倪，但它作為一隅院落房舍的門扉，在被漸次地打開之後，讓讀者所看到和通向的遠處，正是既開闊遼遠又複雜荒謬的“新真實”和“新現實”與“不一樣的人和社會”之深處的可能。
四、寫作最難是糊塗
閻連科
有位出家人，聰明慧智，在廟裏勤讀苦攻，卻終是不得悟醒，一同離家的僧者，大都醒開後到了他寺，做了主持，隻有他還在那廟裏捧經敲木，日複一日。終於有天，他問高僧師傅：“我為何不能成佛？”師傅答：“你太聰明了。”又問：“如何才能笨些？”師傅說：“種地去吧。”出家的聰明和尚就丟下經書，開始到廟旁種地。原初，小和尚並不會耕作勞種，不知春發秋果，不明四季作耕，可他明智好學，勤於吃苦，第一季雖禾瘦歉收，第二季卻有了豐旺景象。到了第三年的秋天之時，廟旁田地，已經是果實累累，豔色味香，一派天景的風光。可高僧師傅到了這兒，望著這番豐景，緊緊皺了眉頭，半晌無言無語。和尚問：“師傅，我種得不夠好嗎？”師傅答：“太好了，好得過了。”和尚有些氣餒，生氣地問：“難道說是不好才好？”師傅答：“你再種三年地吧。”言畢之後，師傅悵然而去。從此，小和尚種地不再走巧，不再過力精心，隻是隨季播種，雨後鋤草，秋日收獲；冬天休地貓冬，春耕伸腰荷鋤，有些懶散，有些惰安，可那田那地，卻也一樣景光饒豐，天堂色相。就這樣又過三年至秋之後，高僧師傅再從廟裏來到田旁，見該收的莊稼因未收而有些臥伏，該下架的瓜果，因未下架而稍稍有些蒂枯。師傅四處尋找徒弟，卻在田裏沒有跡象，到了遠處庵內，見小和尚正躲著太陽，在庵裏鬥著蛐蛐，且見了師傅，不驚不喜，隻是欠了身子，示意師傅坐下，就又專心地鬥著自己的物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