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實主義去理解《生死疲勞》這部莫言之“快作”，有其更多的審美意義。相對而言，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張煒的《古船》和《九月寓言》，陳忠實的《白鹿原》，阿來的《塵埃落定》，李銳《無風之樹》和《萬裏無雲》，林白的《萬物花開》，如此等等，當然都不是神實主義之作，但其中都不乏“神實主義”精彩之筆墨。
關於神實主義的當代寫作，這裏必須強調的不是作家在寫作中如何地“神”——神奇，神秘，神經；而是你透過“神的橋梁”，到達“實”的彼岸——那種存在彼岸的“新的現實”和“新的真實”，是今天奉行的現實主義無法抵達和揭示的真實與現實。凡為現實主義無法跟進的幽深之處，神實主義恰可路通橋至，如聚光燈樣照亮那幽暗的角落。一切被隱蔽的荒謬，在神實主義麵前都清晰可見，明白無誤，可觸可感。神實主義留給我們寫作的困境是，我們是否能夠在提筆時真正地摒棄現實主義寫作的某種習慣性思維和約束，正視現實主義可便描寫、感知世界而難以探進的那種被遮蔽的、無法感知的世界的局限，真正搭上神實主義的擺渡，發現和洞明江水東流那情理之下的暗漩和逆流，發現現實生活表麵的邏輯因果之下那種看不見的、不被讀者和情理認同的荒謬的真實和存在。
王安憶有篇相當寫實的小說，叫《我愛比爾》。小說中有個情節使我久久想念，稱頌不已。她寫一群女罪犯在監獄裏邊，因為春天到了，百草皆綠，萬物花開，一切植物都從冬眠中蘇醒過來，而這些女罪犯也因為春天的到來，莫名地煩躁、激情。於是，她們開始了彼此之間的辱罵和打鬧。當然，其結果是要受到監獄嚴冬般的更加寒冷的管理與處罰。《我愛比爾》中的人物、情節在我閱讀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已經淡忘許多，但“春天和女性”這個情節卻長期在我頭腦中留存下來，並且曆久彌新。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它是神來之筆，是“神實”之筆，一下子讓讀者搭上了神實主義的心靈擺渡，走進了日常間我們無法看到、無法體會的女犯人——女人最幽深的內心深處。當時我讀《我愛比爾》時，這個情節讓我驚歎不已，以為這是王安憶細膩的神奇，是女性作家的一份獨有。但是今天，我不再這樣認為。因為我明白那是神實主義在王安憶的寫實小說中的神光一照。這一照，達到了人的內心之黑暗幽深。可惜，《我愛比爾》中的神實筆墨隻此一處。隻此一處，也讓我感佩不已。還有遲子建的《逆行精靈》，在現實主義寫作中神實主義的靈光一現，也讓我感佩和欣喜。
這兒，依照讀者的疑問，再談幾句我的小說。神實主義是我從我的創作和閱讀中體悟出來的，自然和我的寫作有密不可分的某種聯係。在《受活》那部小說中，我曾經說過：“現實主義——我的兄弟姐妹哦，請你離我再近些；現實主義——我的墓地哦，請你離我再遠些！”自此以後，我成了“中國最受爭議的作家”。這種被爭議，表麵是你寫作中的“某些問題”，比如《為人民服務》、《丁莊夢》和《風雅頌》等小說中的“那些問題”。而實質上，是你的寫作超越了現實主義能夠接納的範圍過多。有人把你歸為“荒誕派”，有人把你歸為“後現代”和“超現實”，還有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狂想現實主義、寓言現實主義、夢魘現實主義等，這讓你莫衷一是，啼笑皆非。現在我想，你們都把我歸為神實主義為好。因為神實主義，更能理清我的小說，也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未來的小說走向。《年月日》、《耙耬天歌》、《朝著東南走》、《日光流年》、《受活》、《風雅頌》等，它們都是或部分是神實主義的嚐試與實踐。尤其我最近完成的長篇小說《四書》。如果說《四書》之前我對神實主義還是模糊、朦朧和猶豫不決，那麼，在《四書》的寫作過程中，有關神實主義的想法已經在我頭腦裏漸次清晰，逐步成形。所以，如果《四書》可以順利出版，你們可以不把它歸為神實主義，但一定不要把它說成是現實主義。你們覺得它不是現實主義，又一時不能把它歸為別的什麼主義，那就請您，暫且把它歸為神實主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