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比如說，因為饑餓沒有糧食，你家的經濟問題就會特別嚴重，農民那時候所有的經濟來源就是種糧食和賣糧食。記得二年級交學費，盡管隻需一塊錢的學費，可還是交不起。因為我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同時讀書，四個人加在一起要五六元錢的學費。而每年交學費因為我小，就總是拖拖拉拉，很少能按時交上去，因此，挨老師批評是家常便飯。那年，因為沒有這一元錢，我的學費又不能按時交上，我就在母親麵前哭哭啼啼，母親讓我拿些玉米到集市上去賣掉交學費，而我覺得到街上賣糧食是很丟人的一件事，於是就堅決不去。這樣和母親僵持了一會兒，母親突然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狠狠罵了我一頓，自己提著籃子上街賣玉米去了。這是我記憶中母親第一次打我。打完、罵完之後，母親就提著幾斤玉米上街去了，給我換回了一元錢的學費。這在我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記憶。因此，從小我就渴望吃飽肚子，離開土地。我家住的那個村莊是當年的人民公社所在地，每天放學我都能看到公社的幹部特別舒服，他們早上飯、中午飯和晚飯都是拿個搪瓷碗，拿個調羹，唱著社會主義的歌曲，到食堂用飯票買飯。用飯票買飯是我那時人生的理想，是個難以實現的夢想。
張：看他們很愜意的樣子，心裏充滿了豔羨，是吧？
閻：不僅是羨慕，更多的是對自己、對農民命運的不解，對權力的一種朦朧的認識和崇拜。
張：這些都已經體現在了你的小說中了。
閻：記憶是小說的來源之一。有什麼樣的記憶，就可能有什麼樣的小說，正是這些記憶，孕育了我的“瑤溝”係列小說。在那幾部中篇小說中，自傳性地描寫了一個鄉村少年對生存的擔憂，對權力的朦朧崇拜和對許多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到了《日光流年》中，饑餓則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展現。
張：對權力的崇拜是中國人的傳統，但你的崇拜不是來自傳統，而是從饑餓與生存開始的。
閻：生存就是一切。因為生存，導致我對權力的崇拜，對城市的崇拜，對健康的崇拜，對生命的崇拜。可以說，生存，在我的記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張：先談談你的“權力崇拜”吧。
閻：說一件小事。讀書的時候，我每天上學都看見我們村(大隊)支書家的女兒一大早站在門口，手裏拿一個饅頭小口嚼著——並不是吃，是小口地嚼著，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樣，展示出她手裏的饅頭。為什麼我們都餓著，她家天天有饅頭？當然是因為她爹是村裏最有權的幹部呀。你想你能不對權力有所崇拜嗎？
張：是不是如“瑤溝”係列中寫得那樣，特別想當村幹部？
閻：最想的還是離開土地，其次才是想當村幹部。少年的夢想就是如果不能逃離土地，就一定要當個村幹部。
張：你離開部隊是正師級，比村長職務高得多呢。
閻：也沒有意義得多。
張：哪裏沒意義？
閻：我當了二十八年兵，對部隊非常熟悉，又長期在部隊機關待著。部隊是一個特殊的團體，這種特殊，除了它必須有嚴密的紀律和思想高度的統一，就是權力必須是高度集中。權力一旦高度集中，就像某個人手裏有了權力的杠杆，他就有把地球撬起來的可能。試想，一個人有了能把地球撬起來的力量，他會做什麼事情？撬不動地球，他能撬動一棟高樓；撬不動一棟高樓，他能撬翻一列火車。權力就是力量杠杆的支點，是每一個人人生的支點。麵對這樣的權力，你會不對權力厭惡嗎？還會對權力崇拜嗎？
張：其實我感覺到，你對土地、權力的理解和感情是極其複雜的。
閻：是的，非常複雜，而且在時間的磨礪中不斷地變化。
二、最初的寫作是為了逃離土地
張學昕閻連科
張：問一個具體的問題，你真正的學曆是什麼？
閻：貨真價實的是初中。
張：看你的簡曆，你在河南大學和解放軍藝術學院讀過大學啊。
閻：是河南大學八十年代文憑熱時部隊出錢和學校辦的函授班，學曆是大專，入學雖然要考試，但有些初中、高中畢業的軍隊幹部沒有考上，有很多小學文化程度的領導都順利通過了考試。而畢業是皆大歡喜。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也是大專學曆，基本上是到校後上課的時間少，創作的時間多。在“軍藝”讀書的那二年，對我的創作非常有幫助，但學習我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比如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歐美文學史，這對創作是多麼重要，可我在“軍藝”就沒有係統地學過。
張：你參加過高考嗎？
閻：1977年參加過，落榜了。
張：1978年當兵就開始了創作？
閻：要再早一些，大約是1975年前後。
張：打工的時候就開始寫小說？受什麼人的影響嗎？
閻：有許多人問我這一生哪個作家對我影響最大，我都是說張抗抗。問我最尊敬哪個作家，我還是說張抗抗。問我哪一部作品對我影響最大，我說是張抗抗的《分水嶺》。
張：為什麼？
閻：因為1975年我偶然看到了張抗抗的《分水嶺》，記得好像是那部小說的“內容提要”或是“後記”中講到，張抗抗通過寫《分水嶺》這部小說，出版社把她從東北農場調到哈爾濱進行修改，修改出版後就把她留在哈爾濱那兒工作了。有這樣一段文字介紹，我就忽然驚詫地意識到，原來寫這麼一部小說，就可以從農村調到城裏去工作。所以，那時候在讀高中時我就開始寫作了。另外，我讀高中時一個語文老師，姓任，他是大學生，我到高中報到的第一天，就有同學告訴我，說這語文老師特別厲害，現在在家裏寫小說，寫得比《紅樓夢》還要長，還要好。當時我已經看過《紅樓夢》，四大本。於是，我們對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尊敬。他呢，也特別高傲，每天上課的時候，卷一根炮筒子煙叼在嘴上，又的確語文課講得很好。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對學生傲慢的態度。這種傲慢，我以為是他對自己即將寫出《紅樓夢》名揚天下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