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日，我來到文摘報，到2011年6月1日，正好是17年。那時我29歲，頭上一根白發都沒有，現在我是46歲，頭上已經有很多白發。每次去理發，理發的師傅都會提醒我：“白頭發又多了啊。”照鏡子的時候，根根白發有時會讓我有觸目驚心之感，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歲月的無情。
十七年裏，有很多難忘的人和事。坐下來回想的時候，那些難忘的情景，就像成群的蝴蝶一樣，翩然而至。信手抓了幾隻，就有了這篇文字。
一、我來到了文摘報
我是怎麼來到文摘報的呢？
當時，肖黎是文摘報的總編輯，曲冠傑是副總編之一。老肖來到文摘報不久，就把四個版的文摘報擴大為八個版，編輯部改成了報社。原來的編輯不夠用了，就陸續招聘了一些。老肖問老曲，有沒有合適的人選。老曲在延慶工作過，和《考試》雜誌的編輯徐益民關係挺好，徐益民是延慶人，曾在延慶師範學校教書，教過我的語文。
老曲就去問老徐，說文摘報現在缺編輯，你周圍有沒有合適的人，推薦一個。老徐就想到了我。他說我是他教過的學生裏，語文學得最好的一個。他也知道，我當時已經發表了很多作品，並且已經加入了北京作家協會。
老徐想找我，卻沒有我的聯係方式。他打電話找了他的很多學生，最後才把電話打到了我的家裏。當時我們一家三口剛吃完晚飯，正準備出去散步，老徐的電話就打來了。老徐把意思說了，問我願不願意過來試試。我知道光明日報，可不知道文摘報，之前我還真沒看過這份報紙。我說，讓我想想，和家裏人商量商量，三天之內給您答複。
我當時在北京電視台駐市委農工委的記者站作電視記者，這個記者站在北京市農村宣教中心。這個宣教中心當時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到處租房子，先是在方莊的方星園，後來又搬到了方群園。我呢，家在延慶，老婆孩子也都在延慶，每天往回跑很不現實，隻好住在單位。可單位連個宿舍都沒有，我隻好睡在辦公室裏。單位還沒有食堂，我吃飯隻好到街上自己解決。
我感到特別不方便，特別不適應，幹了八個半月，我就下定了決心，準備再調回延慶，和老婆孩子團聚。正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了老徐的電話，我就很猶豫，很矛盾。一方麵，報社編輯的工作對我來說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我想去試試；另一方麵，這裏肯定也沒宿舍，甚至連辦公室也不讓住，生活就很不方便。我是一個特別戀家的男人，每天下班匆匆忙忙趕回家，和老婆孩子團聚，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幸福。遠離老婆孩子，像個野狗似的四處遊蕩，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痛苦。
我就是因為不願意繼續品嚐這份痛苦，才下決心調回延慶的。這個決心我已經和原來的單位說了，市委農工委也答應了，並且許諾，我如果想調回延慶，想去哪個單位，他們負責協調。
我先和老婆商量，她的態度非常肯定，說，去，去試試，不合適再回來。我說，那裏沒有宿舍。她說，那就住我姐姐家。她有姐姐在京城，房子很寬敞。我說，孩子這麼小，你一個人上班帶孩子，不方便，我不放心。她說，沒事兒，我讓我媽幫著帶。老婆這麼一說，等於把我的退路給堵死了。
我又和幾個兄弟商量，他們也鼓勵我去試試，家裏如果有困難，他們會幫著解決。這樣我就下了決心，過來試試。如果還是不適應，再回去不遲。我帶了幾本雜誌，有兩本《十月》，一本《青年文學》，一本《北京文學》，上麵都有我的作品，來到光明日報社，找到老徐，老徐把我交給老曲，老曲領著我去見老肖。老肖和我聊了幾分鍾，翻了翻我帶去的幾本雜誌，就拍板讓我過來試試。《十月》雜誌一度影響非常大，當時的影響也不小，老肖後來對我說，我一看你能在這麼大的雜誌上發表作品，也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和水平。
我記得當時老肖給我打了一聽易拉罐的可樂，我還沒來得及喝，我們的見麵就結束了。我覺得老肖是我生命裏的一個貴人，他在我生命中的一個十字路口出現，為我提供了一個機會和舞台。我登上了這個舞台，一亮相，就一口氣“表演”了十七年。我的表演雖然談不上精彩，但我喜歡這個舞台，我也很努力，總想把我的角色演好。
從這個意義上說，老曲、老徐也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沒有他們，我的人生肯定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老肖是一個有個性、有人格魅力的領導，他疾惡如仇，對醜陋的人和事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態度，對跳梁小醜基本上是定期敲打，不給任何鬧騰的機會。雖然有些偏激，倒也是對症下藥。
二、我的搭檔
我愛這個集體，十七年過去了，我對這個集體的愛不是更淡了而是更濃了，不是更淺了而是更深了。我覺得這個集體裏的每一個人，不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不論是在這裏幹得時間長的還是幹得時間短的，身上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我一來到這裏，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裏的人不欺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田燕都，她在辦公室，我在當時的一編室，本來接觸並不多，有一次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無意中坐在了她的旁邊。我記得那時候吃飯已經免費了，每人一個盤子，大師傅給你往盤子裏盛，沒有飯卡。你吃了，就吃了，沒吃，也不退錢。不像現在，每人一個卡，不吃飯，錢就存在了卡裏。
我坐在小田的旁邊，她看我吃得快，就把自己盤子裏的肉菜，分一點兒給我，讓我很意外，也很感動。十七年前的小田看上去當然更年輕，更脆生，也更響亮。後來王玲在形容小田的時候，愛說的一句話是“給點兒陽光就燦爛”，那時的小田，給人的感覺，是沒有陽光也很燦爛。
樂於助人是小田的一個天性，也是文摘報很多人的天性。因為這樣的人多了，這個集體，給人的感覺才更融洽、溫暖。即使不是我，是別的新來的男同誌，坐在了小田的身邊，她看你吃得很快，好像是不夠吃，她也會把自己盤子裏的菜分點兒給他。我剛到文摘報的那段時間，每次午飯時，都願意坐在小田旁邊，即使我不要她分給我的菜，我也能感受到這個集體，通過她，散發出的暖意。
我一來到文摘報，不到兩個星期，就開始和“小賀”發一版了。我們是每人編發一期。她編發的稿子見報時，責編的署名是“小賀”，她的本名叫賀海萍。我們合作的時間不長，好像有三四個月，她就出國探親去了，她的丈夫好像是在駐尼伯爾的一家什麼公司做事。她給我的印象很好，有文化，有素質，落落大方，侃侃而談，舉止得體，是個知識女性。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說到丟自行車，北京人凡是騎自行車的，沒有人沒有被偷過，而且不止一輛、兩輛，誰應該為此負責呢？她說，政府！是政府的不作為，才導致盜賊猖獗。如果是在民主國家，法製國家，政府應該出麵向民眾道歉，並且作出承諾，怎麼改善。百姓也有權力，問責政府，甚至彈劾政府！
聽了小賀這番話，讓我對她肅然起敬。她的話當時給我的觸動很大，我覺得她看問題的角度和我完全不一樣，我想的是偷車賊的可惡，她想的卻是政府的不作為。如果老百姓真的能夠問責政府，甚至彈劾政府，那麼，很多問題肯定早就解決了。十七年前如此，十七年後仍然如此。
我的第二個搭檔是王玲。王玲是個熱心人，在工作上、生活上，都給予我很多幫助，是個熱心的大姐。工作之餘，王玲還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為那些生活不幸的人們排憂解難。她有時下了班就去接聽熱線，不能去學校接孩子，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呢，也樂於助人，就爽快地答應，盡心盡責地去完成。王玲出於感謝與關心，有時晚上就叫我去她家吃飯。
王玲心細，怕我一個人去她家感到拘束，就把當時編室裏的一個大齡未婚女青年潞塵也叫上了。有了潞塵，我的拘束感就小了很多。我離家在外，在王玲家，終於又找到了家的感覺。潞塵比我還慘，她連自己的家還沒有，孤零零一個人，漂在北京，對家的氣氛應該更敏感。
文摘報的編輯出差的機會很少，我記得我一共單獨出去過兩次，一次是去無錫，一次是去紹興。我清楚地記得，這兩次，都是我身在外地的時候，接到了王玲從單位打來的電話，問我在哪兒呢，怎麼樣，注意安全等等，說的雖然都是家常話，卻讓我感到特別親切和溫暖。
第二次，也就是我在紹興的那次，王玲打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在和旁邊的人說話。在我和王玲通話的時候，旁邊的人仍然在和我說話。這樣，我既要和王玲說話，又要應付旁邊的那個人。王玲在電話裏感覺到了，她以為我心不在焉，有點兒不耐煩，回來還問過我。我趕緊道歉，並做了解釋。王玲對我這麼好，我怎麼會不耐煩呢！好在王玲亮堂，沒有和我計較。
我的第三個搭檔是潞塵。老肖想創新，決定設這樣兩塊版，一塊叫“萬象”，每期隻發一篇稿子，要有故事性，可讀性，屬於社會紀實一類；一塊叫“視聽”，摘發好的電視專題片的解說詞，廣播裏重大的、有深度的新聞報道。老肖想找兩個年輕點兒的編輯做這件事，就選中了我和潞塵。
當時就有人對這兩塊版有不同意見，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證明“萬象”後來更名為“人間萬象”很受讀者歡迎，是成功的；“視聽”呢，總感覺費力不討好，電視和廣播，人家有畫麵、有錄音，這樣就有了現場感，變成文字，就失色很多，後來終於被取消了。
我和潞塵搭檔的時間較長，應該有兩年多吧，合作一直都很愉快。有的人你和他相處，總覺得特別擰巴，別扭；有的人，卻讓你感覺很寬鬆，很舒服。潞塵就屬於後一種人，雖然她不停地抱怨，說這個的不是、那個的不是，但你感覺她的內心仍然很陽光，很樂觀，並沒有真的往心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