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新型文體的出現決不完全是某種新形式的創立。伴隨著這一形式的產生，必定有著不少的時代社會因素和主客觀原因的。賦之出於漢，詩之盛於唐，若是仔細分析研究，這決不僅僅是個文學形式的轉換問題，它們各自表現著那個時代的特點和人的精神。報告文學的產生也有著明顯的時代根源。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這個地球上正經曆著複雜而激烈的各種戰亂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較量，兩次世界戰爭爆發。在這樣一個多變而匆忙的時代，人們需要了解更多的消息，也需要更多的參與世界生活的方式。在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形式讓人感到它與現實生活的某些間隔，新聞消息也滿足不了人們對世界的了解和參與欲望的時候，報舎文學就出現了。在社會生活中，人們一方麵借重文學認識和理解生活，另一方麵，人們又總是不斷地尋找著最能表現生活的形式與手段。報告文學就是人們這種尋找的結果。報告文學的埤規為文學接近和表現社會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徑，同時也為作家參與社會現實開辟了嶄新的陣地和有效的渠道。這些都是報告文學產生的主客觀原因。
報告文學又是一種帶有作家鮮明主觀意識和傾向的文學樣式。這種主觀意識和傾向性既反映在作家作品對真的追求方麵，也同時體現在作家對真理、對正義、對美和善的追求與維護行為之中。基希稱報告文學是“一種危險的文學樣式”，除了指它必須經受真實性的考驗之外，也包含著報告文學作家在追求真理、正義與美和善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風雨及各種打擊。因之，隻了解報告文學的文體原則而不了解它在創作過程中存在的這種“危險性”，隻把它當成一般的文學形式來對待，那並不是全麵地理解了報告文學。
日本人川口浩說在溶礦爐噴著火焰，兵工廠生產著最精巧的殺人機器的現在，什麼星啦紫羅蘭啦的故事，已經變成了時代落伍的作品。”而敢於麵對現實的報告文學卻成了動蕩、變亂、轉折時代備受人們喜歡的文學樣式。基希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成為報告文學大師的。基希認為具有社會意識的作家承擔著雙重的任務，即鬥爭的任務和藝術的任務，但他如果隻限於從事他的藝術或者他的鬥爭，那麼這雙重任務將會因為單打一而一無所成，兩方麵都會沒有效果和價值可言。”不為鬥爭而放棄藝術，也不為藝術而放棄鬥爭。這就是基希的文學觀。基希就是遵循著這樣的觀念走向社會的現實鬥爭，走向文學的天地。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基希來到中國實地考察。他用自己親眼所見的事例寫成了《吳淞廢墟》、《紗廠童工》、《南京和紅軍》等作品，揭露了帝國主義的罪惡和童工的悲慘生活及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為。這些作品後來結集為《秘密的中國》在柏林出版，可在它還散發著油墨味的時候，就被納粹黨魁戈林列為禁書而遭到查抄、焚燒。1935年，在巴黎保衛文化大會上，基希在他的報告中談到自己三個月前的錫蘭之行。他說在這個島上，從10月份到3月份，岜有4方秦爺兒童死於瘧疾和營養不良，有80“的兒童由於營養不良而上不成學；上成了學也得每天挨白人的鞭撻；那裏的土著人找不到職業；那裏的人們不少咬齧樹葉和草根。可是，有關這裏的書刊和官方的導遊冊子和宣傳品卻對此視而不見，竟然都在寫著珍珠形島嶼的旖旎風光，海洋的碎浪，古堡廢墟的光怪陸離的燦爛文化等。”藝術家的良心、強烈的責任感和人道主義的力量催動了基希的神經和心靈，使他對此不能無動於衷，遂揮動起報告文學之筆，為不幸的人們發出深情的呼喊。在我國，1936年4月出現了夏衍的《包身工》，此後又有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兩位作家對罪惡的包身工製度和閻錫山反動政權的揭露都是他們正義之情的表示。
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這樣的人一他屈服於事實和真理，而不向權勢和虛偽謬誤妥協；他崇尚正義的激情與鞭笞邪惡的精神力量一祥強烈；他追求進步與抨擊落後的行為同樣堅決；他應當是為了光明而不懼涉險，置身陰暗又不消沉氣餒的人；他應當是精神的先驅、鬥爭的勇士，是高舉著報告文學大旗為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明衝鋒陷陣的尖兵。基希是這樣的人，中外不少報告文學作家也是這樣的作家。報告文學如果缺少了作家們的巨大的人格力量，隻剩下那些看似符合具體嚴格文體要求的一般內容，那就不免會露出綿弱蒼白之態了。
報告文學這種文體自然也是漸漸成熟起來的。起先，因為它借重於報紙這塊陣地，又多由新聞記者寫作，所以它開初的形態很接近於旅行見聞或速寫，隻不過比一般的新聞消息更豐富、更富於文學感染力。基希的不少作品在這一點也有突出的表現。像《怒吼的新聞記者》、《廣場奇聞》、《墨西哥漫遊》這些作品集，僅從題名就可以看出其特點了。基希稱這樣的作品為“藝術的文告”。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報告文學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運行發展著。它大致有這樣幾種類型：一、遊記體；二、戰地報告體；三、人物通訊體；四、事件報告體；五、帶有研究性的散體式報告。這時候的作品盡管在真實性上與其它文學形式劃清了界線，在傳遞方式以及篇幅上也同新聞消息不一樣了，但同時也因其零散波動的狀況而未能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式。長時間內，報告文學多為記者所掌握。記者總是行色匆忙。他們盡管有才華，有好的題材，但因本職工作的限製和對文學形象化手段的生疏，不可能更多地從文學或文體的角度做更多的探索，結果使許多作品成了“急就章”。那些加入到這個行列的作家又因社會的不安定破壞了他們清靜的心境，常常出於憤怒更著童報告文學的宣傳戰鬥作用，強調它的直接服務性和現時性，這樣又在可以使報告文學的文體趨於穩定明晰的時候失卻了機會。在我國，報告文學多年不能獨立於世，跳不出人們把它視為散文之一種的框框，同以上這種影響關係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