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人物的描繪、篇章結構等問題之外，還有細節的運用、環境的描繪供染等一些被人們看重的問題。這一切對報告文學來講都是重要的，但如何使其不失度並非是一件輕易的事。在筆者看來，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一切似乎都帶有比較具體的技巧、手法特點，對於報告文學創作來講，好像並不是最重要的。報告文學的最終目的不是要去創建一座藝術的宮殿，而是要以文學的手段參與社會人生的鬥爭，促進社會人生的進步與改觀。所以，對於報告文學文學性的認識和理解，似乎也不能停留在傳統的文學觀念上，總是把住諸如形象、結構、細節等一些東西不放，而應當從一個更現實、更開放然而也更符合報告文學性質特征的角度出發，認識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特征。1946年，何其芳在《報告文學縱橫談》一文中回顧了解放區報告文學的冷落情形之後，對報告文學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何其芳說：“寫作品，不是不需要匠心，不是不可以講求技巧。但這一切都應服從這樣一個原則：能使越多的讀者接受，理解，感動，就越好。”他給報告文學下了一個樸素的定義報告文學者，記敘當前發生的事情之記事文也。”何其芳的這個定義是他在研究了愛倫堡、基希等人的報告文學創作和思考了自己的創作實際之後作出的。他在作出了這定義之後，探感自己的報告文學創作有一種“極其痛快的解放感”。這個定義的提出體現了一種文學觀念的變革，因之，它更有利於報告文學的創作。多年來，報告文學的獨立性之所以不能被確認，除了自身的性能未能充分顯示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在於傳統的文學觀不能見容於它的某些固有的個性品格，從而采取一種推拒的態度。今天，報告文學以自己堅實的力量和豐富的創作實際成果，為我們總結和認識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特征提供了可能。
在文學家族中，詩歌是激情的火花，小說是嚴整的建築，散文也許更像一幅即興速寫素描，而報告文學卻更如同一幅山水畫，要領略和理解它的豐采與內蘊，需要縱覽全局，需要整體的認識與判斷，即使他寫的是某一個人、某一件事。局部的辨識和分解的研究時常不能得到一篇報告文學的精髄，有時反而陷入一種茫然的境地。正是從這種整體感受和判斷出發，我以為，以下幾個因素可以認作報告文學的文學特征。
敏銳的眼光與智慧的豐采
報告文學創作是特別需要敏銳的發現與獨到的見識的文學創作活動。這些成份雖然其它文學形式也都需要，但似乎都沒有在報告文學創作中來得這麼迫切和重要。缺少這種敏銳的眼光，創作就失去了價值；沒有智慧的辨識，作品就自然軟弱無力。所以，對於一位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來說，新聞記者一樣的敏感和思想家一般的智慧是絕對少不了的。黃宗英之所以謝絕編者請她寫某些著名科學家的要求，而去追蹤普通的中年科研工作者秦官屬，正是因為她知道，發生在秦官屬生活中的一切矛盾與衝突更帶有普遍性和實際意義。銳敏的眼光是作家走向社會生活前沿和矛盾焦點的驅動力，而智慧卻是使作家抵達生活縱深部位和思想最新、最深層次的導航燈。未知的世界和智慧的光芒永遠對讀者富有強大的吸引力。一位報告文學作家若總是走不到生活的前沿和矛盾的焦點地位，站在漩渦之外，不了解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總是把些缺乏信息性和新鮮感的東西嘮叨給讀者，那麼還有多少人樂於接受他呢？到了前沿和矛盾的焦點位置，但又因為自己的遲鈍而不能及時地發現認識各類現象，隻把一些細小繁瑣的事傳遞過來，這就失去了更積極的作用。這些年來，屢引起轟動的報告文學都與作家的敏銳的發現和智慧的認識有很大關係。理由的《中年頌》、柯岩的《船長》、陳祖芬的《挑戰與機會》係列、孟曉雲的《胡楊淚》、涵逸的《中國的小“皇帝”》等一批作品的成功，都足以說明這樣的問題。
公正的判斷與詩一樣的激情
報告文學對社會人生的直接參與功能使得任何一位作家都無法躲開對生活的介入。當作家處於這種不可回避的境地的時候，中庸的選擇即已消失，他勢必要不斷地對事件、人物、矛盾和鬥爭作出自己的認識與評判。因之，能否真正站在公正之點，作出真正符合於真理和正義、合理與進步的準確判斷，就成為對報告文學作家作品的嚴峻考驗了。“真理是藝術最上乘的原料基希語李延國、臨青的《虎年通緝令》正是這方麵極好的例證。在嚴重的冤屈和不公麵前，兩位作家敢於據實陳辭，支持正義，這不隻表現了一種勇敢的性格，更體現了一種報告文學的公正精神。另外像《傾斜的足球場》、《土地與土皇帝》、《三門李軼事》、《誌願軍戰俘紀事》、《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等作品，也都以正直不阿、主持公正的品格使人們臣服。公正是對正義的聲援和對真理的尊從，而報告文學如果失去了這最基本的準則，就會變得醜惡或毫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