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創作自1985年以今，新派迭起，銳變頻繁。眼觀其勢，真有新桃舊符、你方唱罷我登場之狀。這是小說創作充滿生氣的時期，又是小說創作存在焦困、存在爭論很多的時期。小說創作中出現的這種空前的現象曾激發起不少人的創作熱情，使其標新立異，自築營壘；同時，也使不少人頭暈目眩，不知如何措手足。這是小說創作調整和尋求新境的時期，又是一個積存著欣喜與痛苦的時期。
麵對這樣的現實，每一位從事小說創作的作家都不可能無動於衷。然而，簡單地迎合或排拒都絕非良策善途。清醒而達觀的作家也許不視新、奇、怪而驚慌，也不為陋習陳規的被丟棄而憐惜，他將會在吸收與丟棄中選擇，在堅持自己特長的實踐中向前走。在我看來，金河就屬於這樣的作家。這些年間，金河既未在小說創作中出現的多種新潮麵前亂了方寸，動搖陣腳，也沒有自我封閉，抱殘守缺，停頓不前：他收文壇風雲於眼底，握小說創作之筆於手中，表現了充分的嚴肅精神與穩健的創作活力。自然，在這樣一個紛攘的文壇上，金河這樣達觀處世的人不會像一些新起的青年作家那樣醒目而短時地充當主角，可也不會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樣提筆遲重，疏淡寫作，以至使讀者淡漠了他的存在有無。金河的小說創作正同他的處世態度和性格相近，在一種從容不迫的氣質下表現著分明的穩定和智慧。
現在，曾急迫、炫目的各種新潮都似乎在一種頹勢中表現乏力的時候，在曾經“各領風騷幾十天”的熱鬧情形過去之後，人們在剛剛不斷爆響過的小說領域，看到除去炸裂的紙屑和因滅火而未爆炸的殘鞭死炮外，還會看見像金河這樣雖未炸響但卻完善存在著的作家及其作品。這不是一種水落石出的突現，也不是水漲船高的飛升，而是一種依仗著實力和沉穩嫻熟的駕馭手段取得的創作成果。金河及他的小說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體現了對傳統的繼承和對新方法的吸收，恐怕既是一個無法準確判定又比較難於認真對待的課題，盡管他自己說自己屬於“傳統的現實主義的”。但金河及他的小說作品的存在與發展，仍然是個值得研究的現象。為什麼金河的小說能在一種穩定與變化中呈現出進取上升之勢？為什麼金河的小說在平易中具有新奇的特點呢？又為什麼金河的小說能被更多的讀者，乃至文學主張、審美情趣不盡相同的人們共同認可呢？這些都是引發人探尋興趣的。金河和他的小說創作是否可以構成某一種“現象”，我不作判定，但作為一個小說家來說，金河無疑給如今仍然從事著小說創作的人提供著某些啟示。
金河是在一個社會生活與文學創作環境都極不正常的時候接觸並開始文學創作的。那時候，盡管他希望用自己的筆如實地反映社會生活，但強大的政治力量卻時常使他稚幼的小說創作改變了原狀，流於簡單地配合現實鬥爭之列，即是如《交鞭記》、《山菊》等這些以寫好人好事為主旨的作品，雖說反映了作者的真實發現與感受，但也不可避免地打有那個特定的時代烙印。金河並沒有封閉自己小說創作之初的這種扭曲以及存在著的不足，這是他真誠坦率的體現。但是，創作之初時發生的這一切，對於金河恥後的小說創作顯然是有影響的，而表現在文學創作與社會生活的相互關係方麵最為突出。
金河的小說作品不管是表現人物的社會行為還是社會心理，幾乎都不是抽象的、怪異的說教與描寫，而是結合著切實的生活，在十分平易真實的生活環境中展示這一切。因之，金河的作品既具有著分明的現實性，又有著對社會人生的透徹剖析，適應著社會現實需求與人生需求的兩麵。金河不是那種單是憑借才情、依仗機智從事小說創作的作家，盡管他並不缺乏智慧和機敏。社會生活對金河來說往往首先不表現為一種小說創作的素材，不是提供一次創作的契機，而是表現為一種情感的觸動或引發理智活動的始點。也就是說，金河在麵對某種社會人生現象時，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說創作，而是關心這種現象將會對社會人生發生什麼樣的作用，它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如何等這樣一些問題。正是因為如此，金河的小說從其選擇題材、表現情形等方麵來看，都有著鮮明突出的社會意識和人生意識。在我看來，正是金河自覺地負載著這種社會人生意識的重擔，才使他的小說對讀者有著不同程度的吸引和震動力量。可以說，金河那些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作品，如《重逢》、《帶血絲的眼睛》、《不僅僅是留戀》、《打魚的和釣魚的》等，都首先不是因為其藝術上的奇妙引起人們的關注，而是因為其在對社會生活現象的獨特發現認以及公正的態度和真誠的情感有力地觸動了讀者。所以，自覺地負載社會和人生的任務，對於金河的小說創作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