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做學問，轉入讀經典著作。為了讀懂讀透，注釋了《詩經》《楚辭》《文心雕龍》古文及古詩名篇，有如僧人誦經一樣的虔誠，苦思冥想頂禮膜拜，簡直成了一個書奴，占去了我所有課餘時間。
人進中年，閱曆漸多，書也讀得多了，把書與社會對照，把書放在曆史背景下分析。再加書與書的比較，逐漸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詩·鄭風·子衿》，江香蔭注：“是譏刺學校荒廢的詩”，而清《詩經體注》則說是“淫女望所與私者之詞”。兩相比較，顯然今人題解大謬，不如清人近於題旨，是情女思情郎的詩。又如華羅庚指責盧綸《塞下曲》說：“北方大雪時，群雁早南歸，月黑天高處，怎得見雁飛？”有人稱讚：“分析入情入理。”且，引用古語，“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其實唐詩早有“胡天八月即飛雪”，“北風吹雁雪紛紛”之句。我在木蘭圍場就經曆過中秋節降雪，雁尚未歸南方的實景。這樣，我寫出百餘篇“疑而解則進”的讀書劄記。成了古書的“衛道士”，由書奴變成書仗。仗者，秉正氣、行正義、仗劍以衛主人也。
彈指間由知命而耳順而不逾矩，對書已不像從前那樣神秘了。回頭一想，從前讀書就如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一樣，總在山中識山，難識山之全貌。即便“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也還是辨認不出腳下峰崗的真麵目。怎麼辦呢？“貧出少陵窠臼外”，“未悟且遍參諸方”。如郭沫若誣說杜“卷我屋上三重茅”，曰：“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比起民房來還要講究，”這就沒法就詩辯論“三重”到底有多厚。於是跳出本詩，另從杜甫三個月前寫的《柟樹為風雨所拔歎》中得知：五月雷雨大風已將門前二百年的老柟樹連根拔起，弄得“草堂自此無顏色”，則房上茅草自當被風雨摧殘殆盡了。故“三重茅”乃言少得可憐之意，豈能曰“厚”？又如宋祁《玉樓春》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明末的詞曲大家李漁就批評：“鬧字極粗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於此句，並不當見之詩詞。”豈不知“鬧”字至宋代已由打鬧、喧鬧鄙俗之意，逐漸和熱烈、紅火、生動、活潑諸詞意融合起來，如“宿蕊鬥攢金粉鬧”表現出花蕊繁茂攢動的樣子，“繁燈鬧河塘”，“馬行燈鬧”寫出燈火輝煌、繁燈交錯的盛況；“水南梅鬧雪千堆”、“豔桃濃李鬧長堤”，極寫花木的繁茂豔麗；甚至寫酒花之美，也用鬧字：“瑤甕酥融，羽觴蟻鬧”，以多家用“鬧”字例，證明宋祁用字確切，使境界全出。
有時跳得更遠，讀者處於局外旁觀地位，才能看得冷靜客觀。如對大詞人李清照夫死後是否曾再嫁趙汝舟問題，按清照在世時已有胡仔、王灼、晃公武、洪適諸家記其改嫁，而稍後的趙彥衛《雲麓漫鈔》又錄有清照《投內翰綦公崇禮啟》，更痛述“忍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的再嫁悲苦。本不應出現異議。可是到了道光年間有俞正燮極端反對宋人記述，接著況周頤、陸心源、李慈銘又補充論證。今人唐圭璋、夏承燾也反對改嫁說。孰是孰非？宋人為當時所記，應屬真實，清及今人考證仔細，較為科學，各有所據，難評曲直。但是，一經走出雙方框架，就不難發現，雙方都以封建名節為準，都認為清照再嫁是失節，隻不過宋人是肯定她再嫁於趙汝舟，而清人認為宋人記事不實，甚至斥為造謠，故為之辯誣。其實跳出名節圈子，清照處於戰亂離散無依之際，再嫁有何不可？如果說古人受封建理學所束，那麼“五四”新文化思想興起之後，現代人又何必連篇累牘地為之辯誣呢？
張中行先生寫一本《禪外說禪》，啟功先生寫了篇《讀後記》。啟先生說，“這本稿子的好處，即在‘禪外’二字。身立門外，必然體會到不懂禪的人是怎麼不懂的，所說的必然要使不懂的人去懂，”受此啟發，我也套來謅幾句“書外談書”。讀書讀至難懂時，不妨擱下原文，另尋角度參禪一番，由深思而頓悟，自會在“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境中，轉而達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