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成為中郎之論發軔並成熟的一個反向催生劑。晚明之際，複古之風過甚，弊害甚大。“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敘小修詩》）袁中郎想扭轉這個不良風氣，提出中郎之論，不惜矯枉過正：“餘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或曰：‘……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餘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雪濤閣集序》）此又何嚐不是中郎夫子自道？
（五）晚明的民間文化對中郎之論也有貢獻。萬曆二十五年，中郎解任後至杭州，曾致函其兄袁宗道雲：“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也。”民歌有自由情真的傳統，對中郎形成性靈之說提供了一個可以模仿的樣式。
（六）中郎之論也是袁中郎考察文學史後得出的看法。“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敝至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明於此，可知中郎之論不僅是時代產物，也是文學流變的必然趨勢。
三
以上總結中郎之論的主要內容和原因，現在從中郎詩文兩個方麵的創作來看中郎的實踐。關注點主要放在他的作品與他的主張有出入的地方，從中可以看出中郎之論的局限性所在，進而更好地理解中郎之論。
中郎之論與他的作品之間的不同，主要在兩個方麵。
第一，主觀上中郎反對複古，但並不反對學古。這在他的詩歌中有明顯的痕跡。他學古人，如《古荊篇》，刻意模仿唐人盧照鄰《長安古意》一詩，其中“榮枯翻複竟何言，昨宵弱水今昆侖”與《長安古意》中“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鬆在”，“君看白雪陽春調，千載還推作賦才”與“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皆異曲同工。他也學古樂府，《紫騮馬》屬於樂府《橫吹曲》，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四引《古今樂錄》雲：“《紫騮馬》古辭雲：‘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裲襠，恒長不忘心。’蓋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中郎《紫騮馬》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