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以己度人，認為小說家每一筆動人的書寫，大約都該源於自己的“沒有”和“失效”。因為“沒有”，所以虛構；因為“沒有”，所以嚴肅認真地自欺欺人，以此讓盼望熾烈並成為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將愛寫到極致的小說家，大抵應當是一個在現實中極度缺乏愛的人）；同樣，因為經年在“失效”的邏輯麵前肅立，小說家才動手在自己的作品中再造另外的邏輯，以此給自己一個“有效”的立場，讓自己不再顯得那麼勉強和荒唐。這些看起來等而下之的選擇，誠然確保了一名小說家所必須具備的那部分品質，但稍微慈悲的人都會明白，我這其實是在歎息。
回到那句話——十裏店經常會有陌生的麵孔出現。
有了方法論和內在況味的驅使，再有些小說家不甘於散文家之後的虛榮，酒後四散，我隻有提筆寫將起來。此一寫，寫下了我迄今最令自己喜愛的作品。
這部小說在我的寫作中是個特例。它完全沒有經曆那番我幾近“惡習”的不厭其煩的修改。對它，我有著某種無法說明的信任。讓它自己長，讓它自己跑，讓它以一種邏輯上理應令人擔憂的饒舌去實現令人費勁和驚訝的輕盈。它部分地滿足了一次我對於自己闕如的“故鄉”的杜撰，很大部分兌現了我對於自己天性中恥於示人的那一麵的承認。在這塊屬於我的“十裏店”，我得以顧盼一個少年的成長——他總是淚水洶湧，頑固地將羞怯當作是一種教養和美德，他永遠活在不安之中，永遠對自己不滿，渴望愛和被愛，幻想著某一日心甘情願地癱倒在某雙白玉般的腳下……當然，他就是我。當然，他斷然不是我。當我以小說的方式勾勒出“十裏店——蘭城——島國”這麼一個遞進而又循環往複的空間時，我充分感受到了唯有寫作之事才能給予我的那種象征性的慰藉。於是，小說的邏輯建立起來了，徜徉其間，我宛如回到了故鄉，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合理的人，一個不尷尬，跟誰都能交代得過去的人。
十裏店經常會有陌生的麵孔出現。
這句散文家寫下的話，它所飽含的溫暖與驚悚，所飽含的無論現實世相還是虛擬世相都無可躲避的紛擾與荒涼，在這部小說中，我已盡力放任，任由小說自己去自由地呈現了。那種對於“故鄉”永難企及的自知，那種我實難啟齒的對於安全感的缺乏，讓我不憚虛張聲勢，用一種堪稱一廂情願的一往情深，如是展開了對於這塊巴掌之地的描述：十裏店被山環抱著……
而我，拉出山來壯膽，不過是想顯得更理直氣壯些，想將一切泡影寫得更具說服力；不過是，想把餅畫得更可充饑。因為我從來知道並且信賴，藝術所能給予人的安慰，正是在這樣的辯難時刻。
此時是西安的盛夏。我在這座城市出生和成長，在這座城市開始了放逐和被放逐。它盛夏的酷熱，永遠對我有著現實與虛擬的雙重意義。感謝此刻我身邊的那些人，請原諒我常常將你們混淆進另外的一個空間，也許是我太在乎，才將大家時常地視為了小說邏輯中的存在。感謝老友習習，她以一個散文家的胸懷常常寬宥我的狂妄。感謝《作家》的王小王，她在原刊中寫下了對於這部小說最具說明和善意的推薦詞：這是一個讓人驚喜的發現——《蝌蚪》因為努力遊離出去，反而導致了洶湧的前來。
我們這個時代的劉曉東
——《劉曉東》序
2012年，我寫了《等深》；2013年，我寫了《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盡頭》。三個中篇，寫作的時候，是當作一個係列來結構的，故事並無交集，敘述的氣質卻逐漸自覺。重要的更在於，這一係列的小說，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男性主角——劉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