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日前在北京召開的文樂然報告文學《走向聖殿》、王旭烽長篇小說《南方有嘉木》兩個作品討論會上,一批評論家們的中心發言。他們是屠岸、陳丹晨、劉錫誠、何西來、雷達、張韌、秦晉、李炳銀、張賾武、王、金元浦等。他們說,像《走向聖殿》中所寫到的為國家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現在似乎隻存在於艱苦的邊疆地區,隻存在於石油、地礦、部隊等等講求奉獻的特殊崗位了;而在大城市和其他一些富裕地區,人的精神似乎在退化,享樂主義、金錢萬能等等在蔓延。至於像《南方有嘉木》中展現的那種中華優秀人文傳統,比如尊崇和弘揚民族文化,謳歌愛國主義,恪盡道義和責任感,主張人與人之間的親和關係等等,更是日見淡漠,致使許多年輕人甚至小能理解崇高為何物。這種精神上的退化,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是有的作品境界低下、無病呻吟、爭錢爭名爭利、嘩眾取寵、一味抒發個人不健康的心理畸變、把崇高的文學事業完全視做個人行為,以及大寫特寫床上戲、性心理及性變態、醜陋意識與乖戾行為等等,導致某些作品越寫越髒,已經達到令讀者不能容忍的地步。尤其令批評家們不能容忍的,明明是有害於讀者的個人朋暗心理及隱私,卻偏偏被捧為銜接中兩思潮的“私XX流派”;明明是鼓吹極端個人主義、頹廢享樂主義、金錢拜物至上等等低下的個人生存狀態,則偏偏打著各種“探索”、“主義”的旗號,動輒就是人不能言否的“新潮”、“新人”、“新生代”等等。甚至還有理論上的概括,據說90年代的文學有“六大模式”,其中,“回避和褻瀆崇高”被赫然列為第二種.這簡直到了是非不辯的地步。
針對這種文學不能或極少表現火熱的現實生活,不能挖掘和張揚民族精神的崇高性等等傾向,評論家們適時地提出了文學呼喚崇高的問題。
那麼,究竟什麼是崇高呢?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陳早春提出了一係列返璞歸真的問題:“怎樣做一個作家?”“什麼是應該推崇的人生體驗?”“什麼是符合時代精神的好作品?”……對此,評論家們各抒己見,意見不盡相同。
何西來、張韌等認為:“作品應該具有強烈的震撼力。90年代以來的小說,如某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讀畢也覺得挺好,但是卻缺乏心靈上的震撼力,這恐怕與作者缺乏崇高的牛活體驗有關。”
雷達認為:“作品應該提倡一種精神,即深刻展示民族靈魂的、強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有著強烈愛國主義情懷的精神,從而達到崇高意義上的民族靈魂的重鑄。”
張頤武認為:“在這個全球性的越來越私人化的時代,崇高的作品應該表現出具體的世俗關懷,在平實中尋求與大眾的對話,從中呈現出崇高精神。”
王一川、金元浦則認為:“應該突破以往曾有過的‘崇高模式’,摒棄‘假、大、空’,不否認卑微中有崇高,從而使作品具有當代文學普遍的審美意義。”
1996年5月29日《光明日報》女性隱私文學悄然湧動文學界對此貶多褒少“現在國內的小說怎麼變成這樣了?”這是近日,當我去看一位去國外10年回北京探親的同學時,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她剛看完的長、中、短篇小說,一概出自國家出版社和雜誌社,有的還出自赫赫有名的國家級大雜誌。那些故事,有不少篇幅都涉及性和色情。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女作者寫的,雖然標明是小說,但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寫的就是她們自己給人家做情婦的經曆。我同學認為最令人作嘔的一本,是一部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那位女作者不但毫不隱諱地寫冉她與十多個情人的交往,還將她自己十分性感的照片,“勇敢”地登在書的封麵上。作為女人,我同學十分十分激動地問我:“她怎麼這樣赤條條地賣自己?”
這本書我也看過,雖然作者編者一再強調這是偏於哲學、社會學思考的一部書,但從形式到內容,的確讓人感慨良多。問題是不隻這一本小說,一段時期以來,文壇出現了一批暴露個人隱私、發泄個人失態情緒的“女子隱私文學”。其中大部分是敘述她們以情人身份,與妻子們爭奪男人的心曆和身曆,其體驗之真切,暴露之大膽,其反傳統之激烈態度,令人瞠目結舌。府該怎樣看待這一創作傾向呢?
一位中年女性讀者說:。我認為文學還是應該給人以美感的,尤其是女人寫的更應該幹淨和美麗。可是有些女作者隻顧發泄她們心中那些不健康的情緒,根本不考慮把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轉嫁給讀者以後,讀者的心靈所受到的侵害。我認為她們這樣做是太不負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