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為什麼又說“也很容易”呢？
“容易”在於我用心靈感受張潔——我自己獨特的心靈。我初識張潔是在1985年春天。那時我剛剛當上文化記者與編輯，編輯部就派我去采訪剛剛以《沉重的翅膀》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的張潔，要求寫一篇有分量的東西。張潔正因心髒病住醫院，於是我在北京阜外醫院一間安靜的病房中，見到身穿病衣的張潔。初出茅廬，我很膽怯，張潔卻很友善地接待了我。給我的印象，她非常平易，也直率、也坦誠，同時也很倔強有個性。我當時的采訪記錄是這樣記載的：
“醫院的一切幾乎都是白的——白的牆壁、白的窗幔、白的桌椅、白的鐵床、白的臥具，白得令人斂聲屏息。本來體質就弱的張潔，現在在寬大的白色病員服裏，顯得更其瘦弱，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侶存那張瘦削的臉上，眼睛還是那麼有光彩，顯示出她的堅強性格。”
當時使我最驚異的，足張潔怎麼竟像我的許多朋友一樣普通？她一句高調也不唱。在她的幫助下，我順利地完成了采訪，文章以3000字的篇幅刊登在《光明報》二版頭條．吸引了文壇眾多的目光a我也因之為文壇所初識——所以我內心中一直4把張潔作為我的文壇福星。
那以後很久都沒有再去拜訪張潔。有時隻是在開會的場合見到她，發現她越來越美麗，以至於在心裏大聲讚歎。但我一次都沒有走上前去同她打招呼，因為我覺得像我這樣的小記者小編輯，張潔一天不知能見多少，她可能甲就把我忘記了。沒想到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那年張潔在病巾過生日，她在北京的幾位最好的女記者朋友去往她家祝賀，也叫上了我。張潔高興極，搬出一大堆水果點心，還同我們一起彈琴唱歌。她還把她的許多漂亮衣服拿出來，一一讓我們試穿，然後以她高品位的審美眼光品評一人送了一套適合於我們穿著的衣裙。從那以後，張潔就再不許我叫她“老師”、“女士”或者“先生”什麼的，也不許再“您”、“您”的，而隻要直呼其名，直接說“你”。
這雖然至今使我覺得別扭——我是地地道道北京地域文化哺育出來的北京人，北京乃禮儀之邦，極其講究長者為尊的。可是我還是努力按照張潔的意誌．不折不扣地照辦。最近張潔催我讀她的一篇散文新作《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從她的話語中，我能夠體會到她非常在乎自己的這篇心血之作。這是一部長達17萬字的自傳體長篇散文，張潔以一種急逑的語調，敘述丁她為她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母親看病、治病直到送母親遠行的心路曆程。作品最震撼人心之處，在於張潔對母愛的徹骨銘心的再領悟、再體驗、再認識。以及南此而產生的深入骨髓的懺悔意識。她寫得非常坦誠，坦誠中含著極為突出的自我批判成分，從而構成一種催人淚下的藝術氛圍。而從此形而下的內容敘述推及開去，貫穿在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中的主旋律，正是張潔的這種對世界人生、對真善美的深刻感悟與從容麵對。我認為這是一篇有著重要意義的作品——除了被感動得淚水漣漣，除了真誠的情感、坦蕩的人格、豐富的社會內容、多層的認識價值等等之外，這篇散文的極大貢獻還在於文學意義上的革新精神：它勇敢地把散文的傳統模式——陳腐的結構方式，蒼白的行文意象以及舊有的語言、節奏、鋪排、意境等等統統掀翻，而引進了具有全新現代化意識的種種手法，比如荒謬、荒誕、象征、魔幻等等，用最大的張力表述出作者內心的聲音。這就顯示出它強大的美學意義——在20世紀90年代，在全人類即將進人21世紀之際，我們的文學到底需要一種什麼樣的全新精神，才能肩負起時代與民族的重托呢？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這篇散文大聲瞠嗒地介紹給社會。我又去找能找到的所有張潔的散文新作，讀過、想過，然後再讀再想。我發現張潔已經全變了——早期的張潔，無論是《森林裏的孩子》，還是《揀麥穗》中的小姑娘，全都生活在理想主義的雲霓之中。她自己單純、善琵、真誠、聖潔，同時認定整個世界也如她一樣，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至90年代之後，在經曆了一連串社會人生的艱難曆程之後，張潔空前地成熟了，除了繼續用她女性的靈心善感擊感受生活的一麵，她也學會了用複雜得多的眼光去認識社會、分析社會和對待社會。已不能再用“女作家”來限定張沽了。她同許多男性作家一樣，同樣具有丁社會學地、經濟學地、哲學地、曆史學地、美學地解析社會的眼光與胸懷。她的思考具有了“全人類”的精神層麵。當然，張潔的思考依然帶著強烈的女性色彩，這是因為作為女人，過去的她對這個世界太真切、太輕信、太理想主義、太具有高純度的真善美期待，她用心人過。用力過猛，就產生了一種悖反的效果，從優美迅速走到“救肆”，尾王蒙的話說，就是“開始發出一種‘惡聲’，更多的是一種激憤，甚至是粗野，表現出來的是對醜惡的一種憤怒。往後就越寫越放肆，放肆在藝術領域裏並不帶有貶意，也不是指為人。”（引自《王蒙王幹對話走近張潔張潔現在真動人（她不許我們說她美麗）。山不管是常家居，還是出席什麼場合；也不管足隨便的衣著，還是打扮後的正式裴束，反正什麼衣服（有時候僅僅一件棉質的體恤衫）一穿在她身上，就像被美神維娜斯灑過一遍聖水，立刻顯出非同一般的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