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暗了下來，東風勁舞。我起身告辭，表了謝意，水鴨佬卻怎麼也不讓我走，非留我吃鹵鴨不可。
點亮馬燈，紅紅的光點亮淒清的山夜。水鴨佬去給鴨喂食了。一個硬朗的老人，放一群鴨，守一水庫魚，幾塊菜地便組成了一個名士的世界。這當然是古典的詩意，王維或孟浩然等喝喝酒，論詩作畫，雖悠然南山但不免孤憤。而這個水鴨佬，半壺醉意一腔熱情，迎日送月，另有一番滋味。
“外麵下大雪啦，工地裏的人可凍傷啦。”水鴨佬拍拍厚厚大衣，說“過年了，還守著工地，真難為了家人。”我說：“你一個人在山裏，也挺寂寞的”。
“今天冷，山裏冷清些，太陽一開，砍柴的、修路的，都過來喝點酒。”水鴨佬朝山坳一指，說：“半裏遠的深山坳，就是以後的大公路，以後放鴨養魚的天地更大。”
說話間，幾盆鹵菜端上桌，一盆鴨心鴨肺屬內五件，一盆鴨翅鴨掌屬外五件，一盆鴨身，澆上紅紅的辣椒油，撒上細碎的蒜絲，我的舌頭便生出津津的唾液。“鴨子最營養的，不是這些，而是生鴨血衝水酒，比人參更補，工地人，每天早上都有人來喝生鴨血，壯胃健脾，吃了有力氣幹體力活。”水鴨佬說著，把一隻鴨翅膀夾給我，水酒冒著白氣，馬燈微晃，兩個身影在荒山綠水間作了知已。
雪在下，花瓣一樣的天使降臨人間。黑漆漆的深山之夜，空曠，神秘，茅棚裏的馬燈仿佛是夜的心髒。我想起泰戈爾老人的一句詩：大地啊，我來到岸上，我們是陌生人；來到你屋裏，我是你的賓客；離開你的岸上，我們是朋友。
弧形的郊外
郊外，與其說是城市的遺忘部分，倒不如說是青春隱匿的秘密。上饒縣城往北，饅頭一樣的山岡洶湧，鐵水一般的落日熄滅。上饒師範上饒縣分校就落座在這裏。光陰如此冷寂，仿佛一條冬眠的蛇，但終究會蘇醒，在青草稀稀的山岡上爬動，在夢的隧道裏爬動。事隔多年，夢境也是荒涼的—教室裏空無一人，坐在岩石上背詠古詩的那個人已經走路蹣跚。
三年的時光，是呈螺旋形向上飛速奔馳的，最後成為一個暗暗閃光的點。這個點會在某一天，漫延開來，像一滴墨水擴散在紙頁上。是的，這個點，有時是一張十八年未見而又突然出現在眼前的臉，有時是一個噩耗，有時是舊日記本中一行無法辨認的筆跡。當年的郊外，如今無跡可尋，那些時光已成一地塵埃。
而記憶中的上饒師範上饒縣分校，無非是兩座山岡，一片弧形的原野，一條病懨懨的羅橋河，四棟四層的樓房。
我的教室在教學樓二樓的西邊，我的學號是860024。我班上有四十八位同學，在臨近畢業的那個學年，高我兩屆的葉曉春因休學，轉到我班上，成為第49號學員。葉曉春是校花，我們都叫她東方美人。她身材高挑，臉闊圓潤，豐滿秀美，喜歡穿一件紅色的滑雪衫，語音中有點童音。但她是一個缺乏生機的美人，寡言少語。校園裏傳言，她因某事件而得了抑鬱症。1989年，她並沒有和我們一同畢業會考，但學校還是給了她一張畢業證。校長說，給她一個飯碗吧，她的飯碗比別人的飯碗更重要。1994年5月，我到她的老家下鄉采訪，在鎮的橋頭我碰到她。我幾乎認不出她。她發胖得渾身滾圓，皮膚白得沒有血色。她媽媽陪著她，一邊走路一邊打毛衣。她媽媽說，葉曉春沒有上班，在家裏休養。
上饒縣城那時隻有兩萬多人口，隻有南靈路一條主街道，水泥路澆到城鎮中學（現更名為縣二中）門口就斷了。城鎮中學離我學校還有三百米，整個春季，泥漿四溢。而校園也沒有水泥路，我們都穿一雙雨靴，“嘩得嘩得”，聽得耳朵發癢。
教學樓下麵的斜坡上，是一座簡易棚搭建的師生食堂。食堂有四個窗口。下雨的時候，我們排隊打飯，雨水沿著房梁滴進碗裏。地上是厚厚的、板結的泥漿，褲腳也是風幹的泥漿。但這些並不能影響我們的食欲。我們好像不是吃東西，而是打一場胃的保衛仗，每次都那麼全力以赴，直至完全勝利為止。
每個學校都有食量驚人的人，我的學校也不例外。我班上的李卿雨，個頭不高，愛打籃球，他的碗不會比我的臉盆小多少。他說，今天有點人不舒服，吃八兩算了。八兩是他每餐的最低點，正常的情況下是一斤二。吃早餐，他要吃二兩稀飯八個饅頭。食堂的饅頭是大饅頭，個個拳頭一般大。他一隻手抓四個，用兩隻手腕夾住碗，手往上一抬，稀飯就進了嘴裏。女同學中也有食量大的。某班的某某媛，是學校體育隊的，牛高馬大，臉瘦長，即使是大熱天，也穿一套藍色運動服。她吃炒粉要排兩次隊，一次吃六兩，得了個“一斤二”的外號。有一個學年，全校女生的鞋子丟失的厲害，不是一雙一雙丟的，而是一隻。校保衛科知道後，開始蹲守排查，一個月後，在某某媛的箱子裏，翻出四十多隻鞋，不同型號，不同款式，還有十幾隻胸罩。學校最終還是沒有處分她。學校解釋說，她不是偷，而是一種疾病，叫嗜偷症。
學校供應給我們的生活費標準是每月九塊八，實際標準是十五塊，被總校扣去五塊二。我學校的前身是湖村共產主義大學，有千餘畝的山地田產，學校就把山田的物產補貼到食堂裏。豆腐和蔬菜都是五分錢一碗，最貴的菜是紅燒肉，三毛錢一碗。像我這樣每餐四兩飯的人，完全可以自給。女同學還有剩餘，把多餘的飯菜票送給她暗戀的男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