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綠的山巒在我童年奔跑。像一匹駿馬，在黑夜閃光。
“這個城市沒變，還是魚幹罐頭一樣。”消失了四年的欣如在國泰酒店的商務廳裏對我說，“不過說真的，我愛它，在這裏可以懶散地生活。在深圳，我就是一架掙錢的機器。”欣如、徐鋆、我，當年親如兄弟，在1999年，被生活猛烈的大風吹散。我說我不會再離開這座城市啦，一個人在一座城市生活得久，滿身都長它的胎記。欣如的臉依舊瘦削，右頰的刀疤包進了肉裏，露出崎嶇的縫隙。他個頭高，瘦得單薄，一年到頭隻喝酒不吃飯。我沒看過比他更愛酒的人。一次他喝醉了，在廁所裏睡了一個多小時，他老婆還跑到街上找他。他進入醉態，也不說話，又不嘔吐，直直的眼睛開始往中間擠，變成鬥雞眼。
徐鋆和我，中晚餐都在欣如家，偶爾曉波也會去。曉波看上去有些憂鬱，寬大棉紡的休閑服裹得他像個粽子。他從邊遠的水鄉逃避愛情的魔咒而暫時在小城棲身。“活得沒意思。我們去學英語吧。”他說，“我們總要在平靜的生活中尋找幾滴激情。”學英語就是看老外的毛片。他是極其善於在曼妙的情調中遊泳的人，經常把自己弄得傷痕累累又一副輕鬆的樣子。為了成就他浪子的理想，時隔不久，他成了杳無音訊的人。客廳比較小，黑皮沙發占去一半。我們東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用小板凳當枕頭。出租帶子的小店在屋後的巷道裏，那兒有縫紉店、煎炸包子店、發藝廳，因位置較偏，人影稀疏。
對於愛酒者而言，找一個酒中知己可能比找愛人更難。酒是欣如和徐鋆友誼的黏合劑。徐鋆小我兩歲，他在離婚的那天中午，和欣如坐在朋友飯莊喝酒。他們心情好像很愉快，邊喝邊聊，氣氛一點也不壓抑，斜斜的陽光有些刺眼。那天喝了三十六公斤啤酒。徐鋆戴副眼鏡，留個平頭，穿件深黑的披風，酷酷的。他年紀輕輕就飽受滄桑，曆盡情感的磨難。“為了不受傷害，就不要投入真情。”多年後，我看到他，他變得成熟而豁達，飄蕩的職業經理生涯讓他曆練了人世的沉浮，他說，“這是命運。這座城市就是絞碎機，把我絞得七零八落，留下了我滿身的傷痛。我甚至不敢回憶它。”一些在我們內心死去（另一種活著）的人，終究化作鋒利的鐵釘，釘入心髒，再也拔不出來。我們打了麻醉液一樣活著。
我們都不想沉默於平凡的生活—另一種牢籠。掙脫是必然的。1997年初秋，欣如、徐鋆在廣場邊開起酒店，六百多平米，取名“狀元樓”，卷進全部家產。熙熙攘攘的客人加速了酒樓的死亡—欠賬多現金少，滾動不了。一年沒到，他們終日躲債，惶惶然，石頭沉入水中一樣沒入浩浩人群。
1999年夏秋季，他們先後逃遁去了深圳。並短短幾年發家。
這個城市成了我的孤島—假如我把茫茫人流看做海水，把樓房看做礁岩。我也理解了為什麼有人把城市比喻成沙漠。我把電影院當做我暫時的家—虛幻的景象、灰暗的背景、散射的光線、頹廢的臉龐，構成了（內心的）空城的底色。我突然發現，我多麼害怕一個無依的城市，它仿佛是巨獸的嘴巴，山洞一般陰森。
從我的窗戶往下看，是一條繁華的服裝街，間隔幾家藥品店、手機超市、大型快餐店、雜貨鋪。人行道擺滿了烤羊肉串、煮玉米棒、水果車、煎米糕。跪在地上磕頭的，是乞討的小孩；從夾克翻出相機兜售的，是新疆人；頭發梳洗得光彩照人的，剛從美容廳出來……我的樓梯口有一個小貨攤，賣些襪子、短褲、牙刷、鞋墊。守攤的是個五十來歲的中年婦女，她微微的虛胖，臉色菜青。通常她是我上班第一個遇到的人，正從四樓往鋪位搬物什，腳步蹣跚，氣喘籲籲，也是我回家最後遇見的人，看見她坐在台階上打瞌睡。如果我抱了女兒，她會說：“驄驄，叫我婆婆，我有糖。”她寡居多年，寂寞地從早坐到晚，街上流徙奔忙的腳步晃得她雙眼發花。過一個街口，一個賣頭飾的年輕女人迎麵叫賣：“便宜賣嘍！虧本賣了啊！”即使有人討價還價，她的吆喝也不會停下來。我作為路人都聽煩了，不知她身邊的人怎樣忍受。我幾次想問她，這樣叫煩不煩？我沒看過比她更黑的女人，皮膚像獼猴桃，聲音尖細，紮條小羊辮，戴副眼鏡。推車邊撐一把廣告傘—她的屋簷，夏天爆裂的太陽也沒有使她屈服，我確信她對命運充滿了熱愛。前兩個星期，她站的位子被蒸紅薯的人取代了，我突然有點想念她，我不知她為什麼離開自己運行的軌道，潛藏在另外茫茫的人海。毫不相知的人就這樣輕易地占據我心靈小小的空間，很可能過不了多久又會被同樣消失的人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