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帶著自我與個性登場，是中國大陸新詩最近二十年最大的福音，也是中國大陸現代詩最大的收獲和重要標誌。這在老-代詩人中也有明顯體現。作為唱過戰歌和頌歌的一代詩人，當他們以“歸來派”的身份再次在詩壇亮相，雖然有些詩人最初的幾絲依然是言不由衷，帶著幾股習慣性腔味和幾份疑慮與觀望，但他們當中具有個性的幾個詩人很快就適應了自己應有的角色，懷著莫大的勇氣發出了自己的真實聲音，終於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寫著自己想寫的東西，結果寫出了一些成功的詩篇，昌耀、綠原、牛漢、蔡其矯、艾青、孫靜軒、梁南等詩人，就是這方麵的傑出代表。他們的成功，其實正是“良知，，與“創新”結合得比較好的體現。至於從“今天派”開始，到“第三代”，到“知識分子寫作”，到“民間寫作”，到“七0後”乃至“第三條道路”等等一批又一批新生代的詩人們的寫作，凡是寫出了好作品的詩人，無一不是詩人“自我”的充分表達者和詩人“良知”的充分體現者。
至於在怎樣對待現代詩的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要冒出些像梅煙之類的無知現象呢？我想這與我們的“詩歌教育”跟不上形勢有關。其實早已有許多人對中國的詩歌教育現狀深表不滿了。中國詩歌的審美教育，中國詩歌的鑒賞教育，鬧了多少年了，還不是老一套的唐詩宋詞，老一套的幾首二、三、四十年代的白話詩，幾首信天遊，就這樣灌輸了國人整整幾十年!而最豐富的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現代詩，從北島們的朦朧詩到伊沙們的先鋒詩，從林珂們的後朦朧詩到義海們的後現代派，從西川們的知識分子寫作到於堅們的民間寫作，從藍馬們的非非主義到萬夏們的莽漢主義，從翟永明們的現代新女性詩到安琪們的新經驗寫作，從石光華們的口語寫作到楊然們的另類寫作，從道輝們的新死亡派到凡斯們的原創性寫作，從黃禮孩們的七0後寫作到譙達摩們的第三條道路寫作……統統都是一片空白!我曾經深深地痛感著中國詩歌教育之落後，於1999年在四川《星星詩刊》第一期上引發了一場關於“下世紀中學生讀什麼詩”的討論。那場討論當然遭到了遠比梅煙那種耍小聰明掙小稿費玩藝／L更為猖獗、更為頑固、也更“左”更代表“人民”性的攻擊。那場討論雖然隻有一年，但卻深深觸到了那些僵化詩、“左”派詩的痛處。與我意見相似的毛翰、聶作平等人，自然在那場“左”公們的圍攻中成了眾矢之的，被扣上“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和類似於“篡黨奪權”的帽子。那些口口聲聲以“我的心和人民一起”、“人民永遠記得他們”、“不是剛剛才慶祝過我們建國50周年嗎”等等語句為幌子，以“時代”、“祖國”、“人民”等等高大字眼為檔箭牌的舊式詩人，除了恐懼他們老式詩歌或“大眾詩歌”正在失去自以為是的“正統”、“正宗”地位，倒對他們早已失去詩歌良知毫不在意。這也足以證明在這一群老是以“祖國”、“時代”和“人民”的詩歌代表自居的舊式詩人之中，所謂詩歌的創新已是根本就不可能。不僅如此，他們還要跳出來對新生詩人大加攻擊，像當年的臧克家們那樣。這也足以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中國現代詩“創新”之艱苦。但是真正的詩人們卻在受苦、受難、受罪中前進了。
六
我對詩歌的個人化寫作深信不疑。多少年以來，我一直重複使用的“我的詩觀”是這樣的：“把一切變成詩。狂想，直覺，沉思，幻象，這一切精神狀態，指引著我，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絕不想對詩作出界定。‘肉睛看不見的世界，靈魂都看見了’。而靈魂看見了，就等於詩歌看見了。必須獨來獨往，敢於自生自滅。與人對話，與神對話，與英雄天才對話，與瘋子、乞丐和大師們對話，與植物動物和非生物對話，橫豎都是靈魂自由，始終要神交宇宙，深入萬事萬物，把一切變成詩。一生中，隻求百分之一的作品留下來，傳下去，這就夠了。寫出來隻要美感、抒情、過癮，就好，就舒服了。”這種“不管別人怎麼說，隻管我行我素”的寫作方式，使我嚐到了詩歌創作的甜頭。我的詩歌作品十幾年來在中國的詩歌報刊上不斷發表。我也高興我有許多作品多年一直被許多詩選本轉載，我自己認為它們都是不可替代的，如《尋找一座銅像》、
《中秋月》、《陽光的孩子》、《海之門》、《父親，我們送您遠行》、《森林狂想曲》、《東方惡之花·圍觀》、《下午：讀馬格利特一幅畫》、《雪聲》、《鄉村最後的詩人》、《千年之後》、《祖國之詩》、《死後》、《二0五八年》、《寫鵑的夢幻情歌》等等。我每年平均以幾十首詩的發表量在中國存在了十幾年，確實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伊沙在他的詩作《楊然在四月十三》中寫道：“楊然叫我在詩壇沒法混飯”，指的就是這回事情。伊沙在他的這首詩中說楊然乃是“官辦報刊的常客紅人”，“不自覺的功利寫作者”，因此常常能用自己的稿子“換取過銀子”。這實在是很奇妙的。我的詩歌創作證明了詩歌的“良知”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個人寫作。我很喜歡羅中旭的歌曲《星光燦爛》，雖然它遠不及《常回家看看》流行，但在我的耳朵裏，《常回家看看》難聽極了，而《星光燦爛》卻非常好聽。詩歌也是這樣，好的濤，正如好的音樂一樣，總是屬於少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