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借助於想象，它一方麵將靈魂從現實的重負下解放出來，同時又向靈魂顯示現實的意義，每一部詩作都包含了超出語言符號之外的東西。詩源於生命，它必然在對一個特殊事件的表現中表達詩人的生命觀。真正的詩人總將關於生命的諸觀念聯係起來，形成對生命的首尾一貫的和普遍的解釋。詩不是根據超自然的力量，即不是從與不可見世界的交往中理解生命，詩人從生命的本質直接獲得自己的生命觀。詩是“從生命本身理解生命”的，所以“詩是理解生命的喉舌，詩人是了解生命意義的先知”。狄爾泰精辟而簡潔地概括出詩性世界觀的特質：它既不像宗教世界觀那樣，渴望與超生命的對象交往，也不像哲學世界觀那樣，將生命概念化，而是以直觀的方式去理解生命，這是最貼近生命本質的理解方式，因此，詩是理解生命的喉舌，詩人是理解生命的先知。
之所以這麼說，那是我們對詩的理解，進而對詩學建設的世界觀的確立。這裏麵有我許多年來的詩歌創作的經驗，更有我學習先輩和大師們所獲得的營養。詩學世界觀的確立與詩學流派建立有著密切關係，也是時代所賦予的一種使命，為什麼有的時代風平浪靜，有出色的大師和偉大的詩人，而沒有建立相應的詩學流派。而有的時代卻在不安定的背景下，產生出確有建樹的詩學流派，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所要考察的情況，考察詩學流派的成因和過程，這對我們建設完善第三條道路會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1、歐美現代詩學流派情況是有著它自身相適應的曆史背景和文化淵源的，一般是從上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算起的，歐美現代詩學流派在啟蒙和發展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深刻而廣泛地反映了現代西方社會的矛盾和人們的心理。紛繁而複雜的流派形成是社會的結果，但它的過程確給我許多啟示和借鑒。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歐洲的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現實主義文學已經過了頂峰，向自然主義文學轉化。繼起的象征派詩人一方麵反對自然主義對外界現實的機械模仿，另一方麵卻又接受了他們側重描寫病態事物和細節的影響，這樣，唯美主義和自然主義就溶合成為象征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部分因素。當年有一個並不知名的詩人讓·莫雷阿斯提出“象征主義”這個名稱，要求詩人們努力探求內心的“最高真實”，賦予抽象概念以具體形式，象征主義就作為一個自覺的文藝運動而發展起來。在這個通稱為前期象征主義的文學運動中，法國波德萊爾、蘭波和瑪拉美，比利時的維爾哈倫和梅特林克都是傑出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中有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麵，主要卻是抒寫直覺和幻想；他們既重視藝術想象和藝術形式，也有唯美的形式主義，神秘主義傾向。
現代詩學流派作為一定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產物，隻要這種條件沒有本質的改變，它是不會突然從地平線上消失的，它還將有不斷的變化和發展。
2、回到中國詩歌這塊土地上，第三條道路的出現也正是以反抗不滿的詩歌環境為先導，進而對新詩歌的追求，對好詩主義的肯定，對自由、開放的寫作實踐的鼓勵，以這創建一個中國詩壇舉足輕重的詩學流派，這都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比較一下歐美的象征主義詩學流派和第三條道路詩學流派的異同，不難發現這其中的許多奧秘。
一是相同的地方主要表現在象征主義以反抗為開端，對古典文學的美學思想進行徹底的否定，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是第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在題材上，它把社會之惡和人性之惡作為藝術美的對象來定，揭示了現代城市裏巴黎這座“地獄”中的種種罪惡現象，突破古典的浪漫主義作品的風花雪月的框框，在藝術方法上波德萊爾發展了瑞典神秘主義哲學家安曼努爾·史威登堡的“對應論”，認為外界事物與人的內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應契合，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們發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詩人可以運用有聲有色的物象暗示內心的微妙世界，強調有物質感的形象，通過暗示、對比、烘托和聯想來表現的方法，後來就成為象征主義，以及整個現代派文學的基本傾向和藝術手法。以後的瑪拉美從理論上，進一步發展了象征主義詩學見解。之後逐步確定了這一詩學流派的地位。直到二十世紀初，象征主義文學運動向英、美、德、俄、意、西班牙等國傳播，成為一個影響深遠的國際性的現代派文藝運動。第三條道路也是以反抗為開端的。蘭馬在他的《第三條道路：一個接近自然數一的詩歌寫作分數》一文中說：“20世紀中國新詩仿佛像一條流著相同水的河，岸上看見的永遠是常新的河水，但我們每次踏進這條河，遇見的永遠是我們每一次接觸的舊水，至少在某個時段都是這樣的。我們根本不需要這些隱現的‘舊水’繼續衝涮著中國新詩這條浩浩蕩蕩的大河，否則這些‘舊水’走過了保質期後就會危害無辜的分行性漢語，那樣將是華夏民族最大的悲哀。我們的河流絕對擁有活水的源頭，隻不過還在地下，努力向地上的河流靠近，缺少的是詩人對暗河的定位、發現、疏通。隻要暗河存在，預言就一定成為現實。‘盤峰詩會’可謂是她的預兆。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派之間的紛爭，非詩歌本身的事件，而是更多的關於‘位置’的爭奪……，恬不知恥地上演一場隻與‘人’有關而與‘詩’無關的鬧劇。”中國詩不能因為這種鬧劇的現實而走入死胡同，因此，第三條道路寫作應運而生，以莫非、樹才、譙達摩、林童等優秀分子為中堅的優秀詩人勇敢地舉起了這麵劃時代的旗幟，叩響了新世紀之門。這種以反抗為開端的行為，使第三條道路與風靡歐美的象征主義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並風姿卓然地麵對海浪和山風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