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記·酈食其傳》記載：酈食其，陳留高陽（今河南省杞縣南）人。他好讀書，家庭貧窮，無以為業，隻好在裏中當看門人。因其人性情與一般人有異，人們都稱他“狂生”。
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天下響應，各國將領為略地經過高陽的有數十人之多，酈生與之接觸，覺得他們眼光短小，隻顧眼前利益而沒有遠誌；講究繁瑣禮節，自以為高人一等，跟他們談深謀奇策也聽不入耳。因此，酈生深自藏匿。他聽人說沛公劉邦，其人雖傲慢，卻平易近人，能采納計謀。便想追隨劉邦。
劉邦到高陽驛站寓所，派人召酈生，酈生入見，這時，劉邦正坐在床上讓兩個美女為他洗腳。酈生僅作揖，而不跪拜，說：“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劉邦發火罵道：“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說：“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劉邦立即停止洗腳，起來穿戴好衣帽，請酈生上坐，向他道歉。酈生就跟劉邦講六國合縱抗秦的故事，劉邦聽了很高興，問：“計將安出？”酈生說：“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劉邦采納其計，立即派他去說陳留縣令，率兵隨其後。陳留縣令果聽酈生而歸附劉邦。劉邦封酈生為“廣野君”。酈生是個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亂世，不隻主擇臣，臣也擇主，酈生觀察起義眾將，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氣候，沒有一個值得為之效力，於是深自藏匿。他後來主動要求人傳話使能投在劉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劉邦平易近人、能采納計謀。因平易近人，則能團結人，可以與之相處；能采納計謀，自己的才智才能發揮，輔佐他以成大事。酈生並沒有知錯人，擇錯主，盡管一見麵，劉邦傲態畢露，又破口罵他是豎儒，可是當他批評其錯誤後，劉邦能知錯改錯，向他道歉，以禮相待，虛心請教。酈生一獻取陳留之計，劉邦立即采納執行。後來劉邦能圖天下，也正因他有這兩個超人的優點，即能團結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種各樣的人，尤其是有眾才智之士為之出謀獻策，而他能采納；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眾多的猛將為之奮戰沙場，終於打敗項羽而創建西漢王朝。
酈生在劉邦初起時便賞識其人，不計較他傲慢罵人，能從大處看人，可說善於知主。
官吏的好壞，其治下的群眾是最清楚的，如能讓群眾監督，傾聽群眾的意見，就可使官吏不敢為非，並能鑒別官吏的好壞。這樣就不致冤枉好官，錯用壞官。
3兼聽眾論
從一個角度看人，往往陷於片麵；從各個角度看人，則了解得較全麵。正如俗語所說，眾人眼睛是雪亮的，誰好誰壞，將一目了然。
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他將“賢不賢”交給人民來審查，便是這種思想的發揮，也說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見。從國君的左右，諸大夫說“賢、不賢”還不行，隻有人民說“賢、不賢”才可考慮，即使如此，還不能決定取舍，要經過考察後，確是賢則用之；如“見不可”則去之。由此觀之，孟子對擇賢是持極其慎重的態度，因為國君要進的賢不是一般的人，是輔佐國君治國的人才，賢不賢對於國家治亂興亡都有關係，有的甚至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經過國君左右、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個程序審查。雖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見，但是在個別情下，國君左右、諸大夫、人民都說“賢、不賢”，不一定對，而最能決定“賢、不賢”還是經過認真考察後，用事實做出的結論。可見，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實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張知人要兼聽眾論。他認為要能“辨邪正”，必須明於知“毀譽”的真偽，不然，將會以賢為佞，以佞為賢，他對侍臣說：“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者未必真賢也，有所遇有幸、不幸爾。”所以，他說人主要善於知“毀譽”的真偽，他說：“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為不肖，則偏頗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僥幸進矣。”這是說，人主如能辨“毀譽”的真偽，則賢者不受壓抑，不肖者不能僥幸得進。接著他說：“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鮮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營私，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尤為難也。”（《明太祖實錄》卷232）在這裏，朱元璋特別強調：征求對所要用的人的意見，選擇所問的人很重要，如問於小人，對君子必多毀謗，對小人必私其黨而譽之；隻有問於君子，君子出於公心，必作出正確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觀點，頗有點“二分法”，對知人很有參考價值。
朱元璋不僅在理論上探討“辨邪正”之法，在實踐上，他對官吏的升遷多因民之情。據《明史·循吏傳》記載：興化丞周舟經過考察以政績最優，朱元璋立即升為吏部主事。當地人民舍不得他離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禦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錯捕，但經其所治人民為之申辯和請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為官有惠政反得升遷。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餘亭城、齊東知府鄭敏、儀真知縣康彥民、嶽池知縣王佐、安寧知縣範誌遠、當塗知縣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辯，列舉他們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糾正，賜襲衣寶鈔放回。他們複任後，努力工作，政績更著。同一年，靈璧知縣周榮、宜春知縣沈昌、昌樂知縣於子雲、新化縣丞葉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辯，朱元璋知他們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別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黃州去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