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間，李立三風塵仆仆地從國外回到了家，父親李鏡容端詳著兩年多不見的兒子問：“你留洋回來啦，好，想找個什麼事做呢？”
李立三不加思考地冒了一句道：“搞共產黨。”
父親氣憤地斥責：“兒子，搞共產？那是誅逐九族的事，不要把腦袋兒丟了！”
李立三不在意地說：“丟腦殼是可能的嘍！不過不要緊，我就是死了，革命還有後來人，一定能將共產主義事業造成功。”
父親更加火了，跳著腳叫：“你是中了邪了，什麼鬼共產，這是自古以來沒有的事……人家督軍們那麼咄咄逼人，那麼多的錢，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不死才怪呢。”
李立三看著父親氣急敗壞的樣子，大聲說：“軍閥有兵，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革命保險成功。”
過了一會兒，李立三換上一襲長衫，拎起一把破油傘，就坐上了火車，直奔安源煤礦“搞共產”去了。
3.“三顧”訪諸葛，使君天下聞
劉備訪孔明不遇，歸途中遇孔明友博陵崔州平。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複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幹戈又複四起：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上之乎？”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
有人認為，你劉備不過是個臭皇叔，既沒名又沒權，又沒給你帶來什麼好處，還安什麼國家呀！不如找個有利可圖的買賣，多賺點外快，養家糊口，比什麼不強，幹嘛要苦自己呢？可是劉皇叔覺得安定天下是自己的神聖義務，皇叔的身份更使自己責無旁貸，他要心甘情願地躬行自己心中的大目標。一出道，便毫不猶豫地投入到平定黃巾之亂的行動中去，與義弟張飛等人親自組織了三百餘人，助政府軍共同對敵。英勇善戰的他幫助政府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安定天下的偉大目標似乎馬上就要實現了。但是接連發生的“十常侍之亂”和“董卓之亂”等一係列變故，使他意識到光有一份熱情是不夠的，要製定一整套完整周密的計劃，同時還要有自己的軍隊，因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亙古不變的道理。而自己多年沙場征戰的經曆開闊了自己的視野，使他認為要實現偉大宏願的第一步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權。在這個目標指引下，劉備自始至終堅定不移地為實現它而努力，即使在身處困境之時也從未改變過。為了這一目標，他多方延攬人才，除了義弟關羽和張飛，一見趙雲便有留戀不舍之意，想辦法收之為己所用。多年的經曆使他意識到自己智謀不足，為求得賢良之士，一見到狂放不羈的才士徐庶便引為知己，重用為軍師。詭計多端的曹操“釜底抽薪”挖走了徐庶，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徐庶走馬薦諸葛給劉備帶來了得利助手。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劉備前兩次訪孔明均吃“閉門羹”，但他並未喪失信心。歸途中，孔明之友崔州平用“一亂一治，天道循環”的宿命論對劉備進行了好一番“教育”，認為天下大亂是必然之趨勢，你劉備若是“螳臂擋車”是自取滅亡。我們猜這有可能是孔明在試探劉備的心誌是否遠大。劉備自然不會動搖自己的信心而改變自己的目標，稱自己是漢室宗親，匡扶天下、救濟百姓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決不能用什麼“順天者逸，逆天者勞”而改變，人定勝天。
劉備的遠大抱負自然會感染了周圍的每一個人，孔明也為他的誠意和真心所感動，決意出山助劉備。在這個偉大目標指引下，劉備終於實現了三分天下的偉大成就。
現代條件下的商戰帶給每一個參與者的決不僅僅是勞累、緊張的淺層感覺，而是發自內心深層的強烈震撼。紛紜複雜的市場形勢，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給每一個參與者提供了絕好的發展時機。大企業可以抓住機遇進一步擴充自己的實力，以取得更強的壟斷地位；小企業也可以發跡變泰、平步青雲。由於客觀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溫床，這對現代企業家來說受益匪淺，他們中的有心人應該從劉備的切身經曆中悟出許多對自己非常有啟發性的經營思路，這是他們在事業上打開成功之門的鑰匙。他們將這些思路具體應用到經營管理過程中去，產生累累碩果。於是我們可以說：
劉備這種特殊素養所帶給他的成功的經曆給了現代領導者以較多的啟示。他們從劉備的成功中悟到了企業經營的真諦，為企業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南洋簡氏兄弟創辦煙草公司，敢於與外國競爭的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