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羅斯同時強調了創新能力對企業成長的重要性，在這方麵她受熊彼特關於企業家和創新理論的影響。她認為，產品創新和組織創新都是企業成長的推動因素，因為企業成長的重要一環是發現潛在的成長機會，而二者又都取決於創新能力。
（2）企業成長的組織能力說。錢德勒在其名著《企業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中指出，企業成長的動力是內生的，關鍵在於企業的組織能力。組織能力包括：設備和在生產、銷售和管理方麵的技能。建立現代工業企業的第一步就是為實現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而對生產設施投資，同時對營銷與采購網絡進行投資，最後是組織管理人員。這些設施與人力投資最後構成企業的組織能力。
組織能力是企業內部組織起來的物質設備和人的技能的結合體，這種能力主要是發展的能力，而不是新發明的能力。組織能力為企業的成長提供了內在動力，特別是組織能力激勵了企業主體和管理人員在自己的國家進行擴張並進入更遙遠的市場，然後走向國外，成為跨國企業。組織能力還鼓勵企業在原有業務的基礎上開發新業務，實行多元化。他還認為，企業追求三種經濟——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交易成本經濟，這三種經濟的發展需要組織能力作保障，而這三種經濟的發展又會強化組織能力。企業成長的戰略基本是防禦性的，即在組織能力強化並通過職能性和戰略性競爭獲得市場份額後，采用海外投資及多元化進行擴張。
錢德勒對於企業成長動力的總觀點是，企業的組織能力是其成長的動力，是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重要原動力。現代工業企業史的重要主旋律是：建立和維護組織能力是個持續而長期的過程。需要對企業的健康發展負責的決策者持有堅定的長期觀點的過程。他甚至斷言，要保持持續的生產能力、競爭能力以及獲利能力，就要維護、更新或擴大企業的組織能力，即對設備、技術和管理能力不斷投資。
（3）企業成長的製度變遷理論。對企業成長製度變遷理論的探討，錢德勒（Alfred D。Chandler，1977，1992）是從曆史和宏觀角度進行的。而威廉姆森（1975，1985）的主要貢獻是從理論思維的角度係統地闡述了企業成長過程中組織結構的演變，以及不同組織形態的效率。錢德勒認為，從組織製度上可以把企業分為古典企業和現代企業，企業成長中由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這種製度變遷不僅對企業本身意義重大，而且對社會經濟體製的轉變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企業製度變遷是隨著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張而出現的，同時它又是維持和促進規模擴張的必要條件。企業經營規模擴張存在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大規模分配和大規模生產的發展；二是把兩者結合（包括橫向和縱向）於一個單一公司之內的一體化的需要，這種結合導致大量市場交易活動的內部化。在錢德勒看來，真正的企業成長是現代工商企業出現之後的事情，而現代工商企業的出現是與兩項重大的企業製度變遷相聯係的：一是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二是企業內部層級製管理結構的形成和發展。企業規模的擴張及與之伴隨的技術和管理過程複雜化，導致了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分離的具體形式隨著企業擴張的籌資方式不同而不同。在那些依靠內部資金發展起來的縱向一體化企業中，企業主本人或其家族在企業的高層管理中居於支配地位，所發展起來的是中層管理。而在那些依靠外部資金發展起來的企業中，則是支薪經理在高層管理中居於支配地位。錢德勒把以上過程稱為經理式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家族式資本主義的衰落。
由於企業成長意味著一部分原先的市場交易內部化於企業之中，這就需要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機製的相應發達，因此，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革是企業成長的一個重要方麵。傳統企業中沒有中間管理層，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內部管理工作增加並日益複雜化，相應的內部組織分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水平方向的不同職能部門的產生；一是垂直方向管理層級的產生。錢德勒認為，這種垂直層級組織結構的產生是現代企業區別於傳統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征。
（4）管理者理論的企業成長論。管理者理論是在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現代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分離這一命題之後，在經濟學家對經理式企業（錢德勒，1977）目標行為進行探討的過程中形成的。其主要觀點是：隨著現代企業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的身份分離，以及相應的所有權與控製權的分離，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掌握了企業的實際控製。因此，這些企業的目標已經不是追求企業所有者的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階層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由於管理者的利益並不是與利潤直接相關，而是與企業的規模或增長密切相關，這就使企業成長變成企業的目標，因為這符合管理者的效用函數。管理者理論與企業成長論的共同之處在於，把管理者追求企業成長作為企業的目標，在此前提下探討決定企業成長的因素以及實現穩定增長率的條件。
鮑莫爾（Baumol，1962，1967）的銷售收益最大化模型指出，經理式企業的管理者在一個所有者或股東可接受的利潤水平約束下，追求銷售收益最大化，這會使企業的產量規模大於利潤最大化目標下的規模。由於所有者可接受的利潤率表示的是可能利潤水平的最下限，同時利潤最大化（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或銷售量並非最大水平，通常會小於最大化的產量或銷售量（在邊際收益等於零時達到）。這使管理者追求銷售規模最大化成為可能。
威廉姆森（1964）構造了一個管理者效用函數模型，即管理者的效用水平取決於雇員數量、管理者的貨幣收入和可支配的投資這三個因素。這些因素並不與企業利潤水平直接相關，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和企業規模相關。因此，管理者存在追求企業擴大規模和成長的動機。馬裏斯（Marris，1964）建立的經理型企業模型是現代企業理論的經典，主要研究企業的成長率（包括產品需求增長率和資本增長率）。經理追求的目標被作為企業目標，而經理的目標是使這兩種增長率同時最大化。總結其成長模型，企業成長率主要由以下四個因素決定：①因擴張成本降低了邊際利潤或提高了資本產出率而產生的需求約束；②由於擴張加速時管理者效率的損壞而產生的管理者約束；③由於股東出售股份或股票銷售惡化產生的兼並威脅導致的財務約束；④管理者追求的目標。
他繼承了彭羅斯的觀點，認為企業的內部資源製約著企業的成長速度。並且指出：若要保持效率，企業不可能僅通過以無限快速招募的方式實現企業無限快速的成長；最優的成長速度是能夠使效率最大化的速度。
（5）楊杜的企業成長論。楊杜在其《企業成長論》（1995）一書中，以經營資源為關鍵概念，探討了經營資源的量、擴張、結構和支配主體四個方麵。著重分析了構成企業成長理論核心的規模經濟、成長經濟和多元化經濟，以及它們的結合體——複合經濟。認為企業的最終目標是要追求以這三種經濟構成的最大限度的複合經濟效益。他的觀點基本上沒有脫離彭羅斯的理論思想，即內部資源是企業成長的動力。
他認為，企業成長不僅是經營資源的積累擴張過程，而且是其結構調整和特性革新的過程。由於資源的不可無限分割性，資源之間的永不平衡以及剩餘資源的存在，決定了企業必然有未利用的剩餘資源存在，這些剩餘資源的存在是企業持續成長的源泉。其主要觀點如下：
（1）經營資源是企業成長的基礎。企業的成長主要取決於經營資源的積累，成長是新創利潤與企業積累率的函數。
（2）成長比規模更重要。企業追求的目標是持續成長，而不是最優規模。經營者的最終目標是企業成長。
（3）多元化是企業成長的基本方向。多元化經濟使業務間產生協同效應。推動企業多元化並使企業享受多元化經濟的資源主要是那些企業特有的、無法交易的、難以分割的資源。
（4）成長是質與量結合的動態過程。其中，質的成長包括技術、產品革新、事業結構革新和經營製度革新。
（5）企業成長存在三大規律。一是企業的成長模式：原始的多元化小規模生產—專業化大規模生產—多元化持續成長。二是企業的非均衡成長模型：成長曲線不是直線性的，而是擺動的，主要受多元化戰略和經營製度的集權與分權變化左右。三是複合經濟模型：企業成長是追求規模經濟、成長經濟與多元化經濟三種利益，它們是共存、相容和相接的，在不同時期追求的中心目標不同。
二、企業成長的模式
正如庫茲涅茨所指出的：“主權國家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現代經濟增長連同其增長的基礎——企業成長、持續的技術和社會革新、結構的變動，需要一個主權國家來作為公證人和平地疏導變化，並承擔公共品的供給。從這個角度來講，現代公司的成長是離不開民族國家、離不開政府影響的。從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的企業成長的經曆來看，根據市場與政府對企業成長的作用的不同，我們歸納出三種企業成長的模式：市場成長型模式、行政推動型模式和混合推動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