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理論用於分析問題的主要術語有組織的目標、願景和抉擇，與之相關的四個主要概念是：目標衝突的準解決、不確定性的回避、問題的研究和組織學習。
行為型企業理論的核心理念是有限理性、環境的非完全匹配性以及未解決的衝突。行為型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按照某種特定方式行事的有限理性的行為主體，理性的行為主體由於受製於信息或者及時準確的計算而隻具有有限理性；經濟主體所遵守的規則、規章和實際行為並非為環境的要求所唯一決定的，環境和由組織所遵循的規則之間是非完全匹配的，這些規則可能緩慢演進或者難以製定；企業是由不同利益的組織、群體和個人結合起來的，企業中人與人的目標必然會產生相互衝突，談判和重新談判總在不停地進行之中，難以達到各方均滿意的均衡狀態；企業遵循的是“滿意”而非“利潤最大化原則”。
4.巴納德的組織理論
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企業隻是一個投入產出的轉換器，是一種沒有製度內涵的抽象符號，因而對於企業內部組織問題從未投入更多目光。而從切斯特—巴納德起，人們才開始對組織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開創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威廉姆森更是不諱言受到切斯特—巴納德的很大影響，並將新組織經濟學作為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另一代名詞。雖然巴納德的代表作《經理人員的職能》初版於1938年，時間上晚於科斯開創性的文章《企業的本質》（1937年），但其思想在此之前肯定已經比較成熟。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其實闡述了自利即公益的道理。在“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所有資源都會最終配置到最有價值的用途上，所以互利的交換都會窮盡。作為所有交換基礎的是來自貿易的收益，這種收益是通過理性個人對利益的自發追求得以實現的。但巴納德對自發合作並不感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是誘致的合作，這種誘致合作的載體就是正式組織。在他那裏，正式組織被定義為“人們之間的那種有意識的、深思熟慮的、有目的的合作組織”。正式組織包含三種普遍要素，即協作的意願、共同的目標及信息交流。所以與新古典經濟學高度抽象的假設不同，正式組織是重要的，而且被低估了。
那麼組織的主要職能又是什麼呢？巴納德認為，組織應主要關注對變動不定的環境的適應，穩定狀態中的問題倒是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可以通過例行公事解決。對於環境的適應和調整主要由組織來承擔；市場調節供求關係變動進而引導資源配置的功能被他忽略了。組織又是如何隨環境變化而進行調整呢？巴納德認為，這需要各種類型的組織行為的平衡。做出這些調整的能力是一個製約因素……因為如果合作不能調整到對環境中的新限製發起進攻，它就必定失敗。調整過程變成管理過程，而專門機構則是行政部門和行政組織……除了異常的巨變之外……這樣的過程和機構事實上是大多數合作係統尤其是複雜的合作係統中最重要的限製，所以組織的維係必須包括內部平衡和外部調節兩個方麵。在巴納德建立的組織理論中，如下幾個方麵比較重要。
（1）權威。通常的權威概念建立在某種等級係列或組織地位的權力之上，認為權威就是基於社會利益的自上而下的強製或者一個集團剝削另一個集團的工具。巴納德卻認為權威隻是組織解決複雜的協調或適應問題的一種方法，而且權威來自於下屬的接受或同意。也就是說權威的基礎是相互同意，即使是最低層次的同意。“關於一個命令是否有權威的決定……取決於向其發布命令的那個人”，如果過於悖逆其願，下屬就會采取各種形式不遵守命令。權威也會因時而變，在較長時期內經濟參與人的自由選擇空間較大，因而短期有效的命令可能會因環境的變化及經濟參與人相應的行為調整而不再具有約束力。也就是說，沒有永恒的權威，權威的行使會受到經濟參與人相互同意的組織安排可能集合（巴納德稱之為“無差異區”）的製約，而這一可能集合是隨環境變化而變化的。
（2）雇傭關係。巴納德認為，個人選擇加入某個組織和繼續留在該組織的決策反映了一種比較淨收益的評估。雇傭關係的顯著特征在於，為使組織內部的契約關係更具適應性，雇員含蓄或明確地同意在一個可接受範圍內服從權威。可接受範圍（即無差異區）“是較寬還是較窄，取決於是個人忠於組織的激勵超過負擔和犧牲的程度”。所以個人對於組織契約的接受，是基於收益成本比較分析的結果：因為假如組織有淨收益，所以選擇加入組織；因為留在組織的收益超過機會收益，所以繼續留在這一組織。
（3）非正式組織。巴納德認為，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並存；非正式組織不屬於正式組織的一部分，且不與它管轄的“個人以及有關的人們、集團接觸和相互作用”。非正式組織沒有正式結構，往往也不能自覺地認識到其共同目的，而是通過工作之中長期接觸而產生的，並因而確立了一定的態度、習慣和規範等。非正式組織的功能有三：“在正式組織中，非正式組織的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是溝通的功能。另一個功能是通過調控服務的意願與客觀權威的穩定來維持正式組織的凝聚力。第三個功能是個人的完整感、自尊感和獨立選擇的維持。”對於第一個功能，我們很容易理解。第二個功能，巴納德論述道：“既然組織的效率受個人同意命令的程度的影響，否定組織溝通的權威就是對所有從其與組織的聯係中獲取淨利的個人的威脅，除非這些命令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在任何給定的時刻，維持所有在可接受範圍內的命令的權威，對大多數參與者來說，是符合其積極的個人利益的。這種利益的維持主要是非正式組織的功能。”巴納德認為第三個功能會破壞正式組織，是“一種保持個人的個性以抗拒正式組織的某些趨於瓦解個性的影響的手段”。
（4）激勵的節約。巴納德提出了組織“效力”和“效率”的著名的兩分法。如果協作成功，組織目標實現了，我們就說組織是有效力的；如果個人動機得到滿足，我們就說組織可能是有效率的。因為個人動機的滿足是組織目標實現的基礎。人們加入某一組織而不加入另一組織，就做出了某種犧牲，組織必須在物質方麵和社會方麵提供適當的誘因來彌補這些犧牲。巴納德認為非物質激勵非常重要，可以作為物質激勵的替代。他認為：“個人的、非物質的激勵，對於確保合作的努力超過維持基本生活的基本報酬是非常重要的。在商業組織的……發展中，出名的機會、聲望、個人努力和達致顯赫地位比物質回報重要得多。”所以，非物質激勵的存在節約了物質激勵的使用。
（5）經理人員的職能。巴納德認為，經理人員的工作不是組織的工作，而是維持組織運轉這一特殊的工作。經理人員的職能在於維持一個協作努力的係統。他所提出的經理人員的三項職能是：提供一個信息交流係統，獲得必要的個人努力及製定和規定目的。由於巴納德認為組織應該包括其投資者、供應商、顧客，及其他不被看做是公司本身的成員但對公司作出貢獻的人，所以他也就認為組織必須既提供物質收益，又提供社會收益。作為經理人員，他必須具有某種道德規範，表現出承擔責任的高度能力，並從組織成員身上激發出一種道德力量來，從而把人們的意誌和幹勁引向實現超越最近時期和即期任務的目標。
由此可見，巴納德認為，正式組織重要的觀點和新製度經濟學關於製度重要的觀點一樣，使人們開始對以前視為理所當然或加以忽略的東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傳統企業理論總結
以上新古典理論框架下的企業理論關於企業的種種論述，基本上都沒有關注企業的“生產”特性。由於缺乏對企業生產領域的研究，也就很難全麵深入解釋現實企業的一係列重要現象，如為什麼企業具有異質性？企業的風險理論、經營者理論、行為主義企業理論等均強調企業的“供給條件”，即從行為主體出發去說明企業的存在。以上企業理論完全忽略了企業的契約性，僅僅從某一特定的方麵去研究企業的本質，是非辯證的、非係統的、片麵性的，因而終究沒能正確而全麵地把握企業的本質。對在現代知識經濟下的企業內部組織結構、企業邊界、企業文化、行為主體的價值理念等問題更是缺乏解釋力。
不過新古典企業理論成為現代企業理論的邏輯起點。企業理論是解釋企業為什麼出現以及企業內部組織的經濟學意義的學問。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就開始了對企業問題的研究。他分析了企業分工與專業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而分工和專業化必然需要協調，當時的內部協調相對簡單，比較困難的是企業之間的協調，所以，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將研究的出發點放在市場上，考察的重點是流通領域而不是生產領域。
以馬歇爾為代表的企業觀點是新古典企業理論的發端。馬歇爾提出的局部均衡理論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連同邊際分析方法一起，把企業理論帶進了新古典時代。新古典企業理論的核心是把企業看做一個生產函數，在給定資源和技術水平的前提下，考察企業如何追求利潤最大化。該理論分析以均衡假設為前提，把產業看做他們主要的分析層次，把一產業內的企業描述成本質上同一的組織，即同質的投入產出係統，內部運行機製完全相同，具有相同的成本和需求曲線，企業運行所在的市場結構無變化。這種係統內的所有變化都是外生的和短暫的。均衡分析所研究的不是市場中的某個特定的企業，而是把市場中的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價格體係的協調下（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決定的價格準確地反映了資源的稀缺性）實現資源在各種活動中的優化配置。不過正是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的理論抽象，成為現代企業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邏輯起點。
不過也有人認為，科斯1937年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的發表是現代企業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這是混淆了企業理論發展中因與果的關係。《企業的性質》無疑是企業理論中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沒有科斯1937年的這篇論文，有關企業的理論是否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甚至是否會按照後來的軌跡發展都未可確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企業的性質》就是企業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企業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也正是這樣的背景和原因，促成了科斯一文的出現。即使科斯沒有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他本人或其他的學者也會因此背景和原因而催生出同樣光輝的著作。換言之，企業理論的產生是必然的，不是《企業的性質》本身而是促成《企業的性質》出現的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構成企業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企業的性質》一文是企業理論發展的“果”而不是“因”。
不過，雖然不能把《企業的性質》作為企業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但並不妨礙我們把它作為尋找這一起點的平台。當我們討論企業理論的產生時，往往會涉及新古典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中有關企業的理論抽象上的缺陷為企業理論的產生留下了空間。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我們也看到，科斯的論點就是基於對新古典經濟理論與現實經濟運行矛盾的分析提出的：“……既然人們通常認為協作能通過價格機製實現，為什麼還需要這樣的組織？……如果生產是由價格機製調節的，就能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進行生產，那麼，為什麼還需要組織？”科斯論證的結果是：“利用價格機製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夠節約某些市場運行的成本。”（Coase，1937）正是在這樣的邏輯架構下，科斯解釋了企業為什麼存在、企業的邊界如何決定等問題。後來的經濟學家如威廉姆森、張五常等就是沿著科斯的邏輯建立和發展有關企業理論。由此，我們把新古典經濟學中有關企業的理論作為現代企業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是站得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