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比說你要做一個項目，有了資金，有了員工，也有了資源，結果卻搞得股東不快、客戶不爽、被政府處罰。所以，拿了一手好牌時，不能洋洋得意，忘乎所以；牌不如意時，也不要自暴自棄，意氣用事。做企業跟玩麻將一樣，拿了一副好牌打好了，那很正常，拿了一副壞牌打好了，那才叫非常。
從這個意義上講，麻將桌也是市場，打牌即經營。企業家的博弈功夫用在麻將桌上，賺多賺少，都算練手，練到的博弈功夫用在企業經營上可就賺大了。心腸要熱，頭腦要冷，氣息要平，眼光要遠，做到了這四條，在方城之內，贏的概率可以提升二成；在方城之外，贏的概率至少會提高四成。因為商場上的臭手比麻將桌上多一倍以上。
玩家千方百計，莊家一定之規
拉斯維加斯是聞名世界的超級賭城。平均每年接待世界各地來賭博的玩家達2000萬人次以上。玩家總是十賭九輸，玩家輸了的時候總是會想這樣一個問題：莊家會不會作弊？就像香港賭博電影裏那樣“出老千”呢？實話實說，莊家根本就沒有必要去作弊。
本來，從一般的博弈角度來看，賭博的勝率是1∶1。但是由於是莊家設定的遊戲規則，莊家會設定一些有利於自己的特殊規則，這些特殊規則就成為莊家必贏的鐵律。比如莊家贏了抽頭百分比，還有“圍骰”，就是當三個骰子的點數是一樣的時候（比如3個1，3個2……3個6），不管玩家押大押小，都算賭場贏。莊家的勝率也就從50%提升到了51%～52%。
不要小看這1%、2%的微小差異，賭場的巨額贏利就是靠著遊戲規則中每玩一次偏向於賭場的微小優勢積累起來的，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在這裏變成了浮雲，浮雲帶來的雨滴就變成了巨大的數目。且不說拉斯維加斯，就是澳門，每個月博彩的稅收就有10億～20億元，試想，利潤會有多少。
玩家手裏最開始有5000元，每次下注用100元，玩50次之後，平均可能就剩下4800元；再繼續玩幾十次，4800元又會變成4600元，如果你有足夠長的時間，最後的結局就會歸為0。賭場的本質是玩家用個人聰明與莊家的必贏規則之間做博弈，如果不輸已經算是運氣了。
當然，我每次到賭場小玩的時候，基本上是十賭七贏的戰績，奧秘在哪裏？那是因為我經過專門的學習和研究，在特定條件下合理合法地利用了莊家的規則。
說回到商場上。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也是如此，誰製定規則，誰就掌握了贏的鐵律。所以發達國家總是要成為規則的製定者，因而有關製度的研究就有了極為重大的意義。2009年，美國經濟學家奧斯特羅姆和威廉姆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個人都是研究製度經濟學的，為什麼諾貝爾獎破天荒地頒給了研究製度經濟學的人呢？
諾貝爾獎頒給製度經濟學的原因
大家覺得奇怪，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都是跟製度經濟學有關係。奇怪的事總有不為人知的道理，同一年奧巴馬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人們更納悶：他才當了二百多天的總統就獲此殊榮，沒做什麼事啊？正因為他什麼事也沒做，才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
和平與戰爭從來就不是學問，所以誰也說不清楚。但經濟學可是研究資源有效配置的大學問，傳統研究發現了多種配置方式，但沒有確定哪種方式最有效。製度經濟學的貢獻就在於發現了最有效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提綱挈領，可以用十個字來概括：問題在經濟，根本在製度。
諾貝爾獎為啥會給研究製度經濟學的人？原因就在於，通過2008年的經濟危機，大家越來越認識到，經濟危機與其說是人的貪婪問題，不如說是製度問題。因為貪婪自古就有，近年經濟危機卻頻頻發生，而且間隔越來越短，兩年一個危機，三年一個危機，可見是製度出了問題。
反過來說，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必須讓製度先做變化。製度經濟學就是研究製度變化的。這個課題研究得好，研究得對，對人類和社會發展都具有重大作用。現在，製度已經越來越得到大家的重視。所以，諾貝爾經濟學頒獎給了研究製度經濟學的人，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世人：解決這場經濟危機，首先必須解決製度問題，否則如同治病不去根。
經濟的根本問題是製度問題，那麼管理的根本問題是不是製度問題？製度經濟學家沒說，管理學家沒說，我要明白無誤地說一句：企業管理，製度為王。有人可能要說了，為什麼不是企業家為王？
實話實說，沒有製度的企業，老板就是製度；有製度的企業，製度才是老板。那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具體就一個企業來說，當然是先有老板，後有製度。老板決定製度生不生，製度決定老板死不死。也可以推論出，老板決定企業生不生，製度決定企業死不死。
有人可能會說，企業應該以業績為目標。業績做得好，製度有那麼重要嗎？其實，業績做得好很重要，如果業績做得不好，後麵都沒得談了，還建立什麼製度？但是，怎麼能夠讓業績今天做得好，明天做得好，後天還做得好呢？那就要看製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