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講從來不用講稿，一講就幾個小時甚至半天，像打架似的高聲讓士兵們聽著心裏很不舒服。他的講話從不拐彎抹角，而且語言粗俗。巴頓自己也明白，粗話是對官兵們的極大的不尊重，可這對於刺激和提高部隊的戰鬥意誌十分有效果。他指出：“戰爭本身就不是一件斯文的事情，斯文的人一定打不過那些滿懷仇恨和具有狂熱精神的人。美國士兵所欠缺的氣質就是狂熱，當我們與狂熱者作戰時，這是一個十分不利的因素。”所以，他要用自己獨有的特色語言喚起官兵們這種狂熱氣質，盡力去讓他們以凶狠如狼的狀態向前衝鋒。
表麵粗俗不堪的巴頓並非一個冷血者，他更懂得關心士兵的生活問題。他認為：“軍官不但應對士兵在戰鬥中的表現負責，而且平時也要對他們的健康和需求負責。受到精心照料的士兵可以成為最好的戰士。”巴頓曾經指出：“士兵們作戰主要有兩個因素：對指揮官的英雄崇拜和榮譽感。追求軍功和榮譽是優秀軍人的本能。”
一些研究二戰名將的專家指出：“作為統帥人物，巴頓將軍的最大特點就是用他本人的尚武精神去激勵部下，用他的個性去影響部下。”巴頓自己也承認：“在一周之內，我可以讓任何部隊的士氣高昂。”他之所以能夠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和號召力，歸根結底是他的無與倫比的演說才能和以身作則的榜樣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坦率地說，巴頓最突出的領導技巧就是言傳身教。
他主張：“每個指揮官在自己適當的職權範圍內都必須要以身作則。你的級別越高，越應該抽出更多的時間走出去見下屬軍官，而不要等著他們來見你，除了製訂協同作戰計劃的時間外。”他還指出，“假如士兵們知道，將軍也同他們一樣有被子彈擊中的危險，那麼他們就會從心眼裏敬重他，願意聽他的命令。從舒適的掩蔽體裏靠電話指揮部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領導藝術就是這樣：你從後麵是不能將麵條推向前的，麵條會從中間變彎。前線的士兵也是這樣，必須有人率領才行。”當然，他並不是希望指揮官們盲目地衝向戰場，“軍官上前線的目的，一是了解戰局實況，二是鼓舞士氣，可要是做得太過分，則會失去這兩方麵的意義。”
1945年12月9日，巴頓的轎車在曼海姆附近同一輛軍用卡車相撞，車禍使他頸部折斷，頸以下全部癱瘓，21日，他在德國海德堡的一所醫院裏溘然逝去，終年60歲。
他曾反複說過：“一個職業軍人的適當歸宿是在最後一戰中被最後一顆子彈擊中而幹淨利索地死去。”這個願望本來是能夠實現的，隻是因為幸運才使他幸免於難。二戰剛結束時，他乘坐一架飛機去華盛頓，一位剛剛學會駕駛戰鬥機的英國飛行員將他誤認做了敵人，這位缺乏鍛煉的飛行員差一點讓他命喪藍天。
自二戰勝利後，巴頓越發的感到在和平時期的無聊，想想還不如死了的好。他經常地對孩子們講：“我再也見不到你們了。”當孩子們要他別說這類喪氣話時，他說：“真的，有人已經向我透露了。”
雖然巴頓去世時不再是第3集團軍司令了，可人們依舊把他與第3集團軍的6000名陣亡者安葬在一起。他的安葬儀式遠沒有華盛頓國家公墓裏的將軍那樣顯赫、排場，隻是埋在了異國他鄉，可他比國家公墓裏的將軍要幸福得多，有6000名部下做伴，他永遠也不會感到孤獨。
有人對巴頓逝世感到惋惜，也有人認為他死得其所。《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寫道：“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可能他寧願在他所熱愛的部下都在忠誠地跟隨他的時刻死去。他的祖國會以同樣的忠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