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能夠控製軍隊的皇帝，恐怕沒有幾個，而忽必烈卻有幸與他們為伍，他創置軍隊不僅有新意，而且掌握使用軍隊也很獨特。所以帝國的“天下軍馬總數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樞密院官)裏頭為頭兒的蒙古官人知道，外處行省裏頭軍馬數目，為頭的蒙古省官每知道”。這在當時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而且邊關的機密，朝廷中沒有幾個人知道，沒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擅自調動。恐怕正是由忽必烈對大元帝國的軍事機器的精密裝配，才使元朝立足中原一百多年。
這便是忽必烈主述變通、勇於革新的第二大內容。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忽必烈這位從大漠走來的皇帝在發展生產與剝削方式方麵的改革上也一點不遜色於其他有為的漢族皇帝。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忽必烈不僅贏得了廣大漢人文士們的擁護，也得到了飽嚐三百年戰亂的中原各族以食為天的農夫們的擁護，因而，中原的人們承認了他“中國之帝”的身份，這就是他的重農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不僅雷厲風行地在全國各地創置勸農一類的機構，派出官員們鼓勵農桑，而且多次發布詔令，保護農業生產，還廣興軍屯、民屯，頒布《農書》，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以指導民間的農業生產等等，都使被破壞或中斷了的農業生產力得以恢複，使得農業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忽必烈的這項對農業生產方麵的成功改革，使得後來的封建文人們，也不能不對他備加讚賞，這是一種操縱勝局力量的反映。
可見，做事要有變換意識，不可認死理，這樣有利於操縱勝算，把事情往明白處做。
根據角色需要變臉譜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喜怒哀樂。臉色是內心的表達，是內心的晴雨表。不同的人臉色不同，是因為心事不一。在古代，為人處世，需要應付各種各樣的人，所以隻有一手是不行的，必須做到紅臉白臉都能唱，也就是一文一武，一軟一硬，既剛柔相濟，又恩威並施，相互包容，各展所長。《菜根譚》說：任何一種單一的方法隻能解決與之相關的特定問題，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對人太寬厚了，便約束不住，結果無法無天；對人太嚴厲了，則萬馬齊喑，毫無生氣。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兩全。
高明的人深諳此理，為避此弊，莫不運用紅白臉相問之策。有時兩人連檔合唱雙簧，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員，根據角色需要變臉譜。
東魏獨攬大權的丞相高歡臨死前，把他兒子高澄叫到床前，談了許多輔佐兒子成就霸業的人事安排，特別提出當朝唯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是慕容紹宗。說：“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當父親的故意唱白臉，做惡人，不提拔這個對高家極有用處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給兒子去做。
高澄繼位後，照既定方針辦，給慕容紹宗高官厚祿，人情自然是兒子的，慕容紹宗感謝的是高澄，順理成章兒子唱的是紅臉。沒幾年，高歡的另一個兒子、高澄的兄弟高洋登基成了北齊開國皇帝。這是父子連檔，紅白臉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朱元璋上台也想把這出紅白臉之戲再演一回，可惜太子是一個心慈麵善之人，他見父親朱元璋大開殺戒，誅殺開國有功之臣，時常苦勸。為教育兒子，一天朱元璋準備了一個滿帶荊棘的木杖，扔到地上，叫太子去拿起來。
太子顯得為難，朱元璋得意地教訓他說：“你拿不了吧。讓我把刺兒先替你修剪幹淨，再傳給你，這難道不好嗎？我如今所殺之人，都是天下最危險的人。把這些人除掉，傳給你一個穩穩當當的江山，這是你的福分。”
沒想到太子並不領情，還說：“上有堯舜之民。”這話在我們聽來是很有道理的社會互動理論，但在朱元璋聽來，卻是百分之百的屁話，氣得他操起坐著的竹榻，向兒子砸去，兩人你追我趕地在深宮大院中鬧將起來，也顧不得什麼體統和尊嚴了。
兒子沒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長孫即位後，滿朝的能人都被斬淨殺絕，實在找不出“帶荊棘”的人來對付燕王朱棣的“靖難之師”了。朱元璋的白臉唱過了頭，後邊的紅臉也就無法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