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另一個措施，是自繪圖樣，令工匠造木牛流馬，長途運糧，據傳這東西很好使，“宛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蜀營糧草由木牛流馬源源不斷從劍閣運抵祁山大寨。
司馬懿聞報大驚道：“吾所以堅素不出者，為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為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
諸葛亮看出了司馬懿急於破壞蜀軍屯田、運糧、屯糧計劃的心思，於是進一步利用這一點引他上鉤。辦法是：一方麵在大營外造木柵，營內掘深坑，堆幹柴，而在營外周圍的山上虛搭窩鋪草營造成蜀兵分散結營，與百姓共同屯田屯糧，而大營空虛的假象，引誘魏軍前來劫營；另一方麵在上方穀內兩邊的山坡上虛置許多屯糧草屋，內設伏兵，同時讓軍士驅動木牛流馬，偽裝往來穀口運糧。而諸葛亮自己則離開大營，引一支軍馬在上方穀附近安營，以引誘司馬懿親領精兵來上方穀燒糧。
而司馬懿呢？他雖燒糧心切，卻又極為謹慎小心，深恐中了諸葛亮調虎離山的詭計。於是便也使了個聲東擊西、調虎離山計來應戰。他親領魏兵去劫蜀兵祁山大營，卻一反過去每戰必讓主攻部隊走在前麵的慣例，讓手下的部將衝鋒在前，直撲蜀營，自己反而在後引援軍接應。他這樣做，一則是擔心蜀營有準備，怕中了埋伏；二是他指揮魏軍劫蜀軍大營本屬佯攻，目的是調動蜀軍各營主力，甚至諸葛亮本人領軍前來營救，而他卻自領精兵奇襲上方穀，燒掉蜀方的糧草。然而，司馬懿的這個調虎離山計，卻未能跳出“如來佛的手心”。
諸葛亮早料到司馬懿這一招。因而當魏軍直撲蜀軍大營時，諸葛亮隻是事先安排蜀軍四處奔走呐喊，虛張聲勢，裝作各路兵馬都齊來援救的態勢，而諸葛亮卻趁司馬懿這隻“虎”已離山之機，另派一支精兵去奪了渭水南岸的魏營，自己卻在上方穀等待司馬懿來“燒糧”，以便“甕中捉鱉”。司馬懿果然中計。他見四處蜀軍都急急忙忙奔回大營救援，便趁機率領司馬師、司馬昭及一支親兵殺奔上方穀來。接著又被蜀將魏延依諸葛亮的安排，用詐敗的方法誘進穀中，截斷穀口。一時山穀兩旁火箭齊發，地雷突起，草房內幹柴全都著火，烈焰衝天。
司馬氏父子眼看就將葬身火海。虧得突來一場傾盆大雨，才救了司馬氏父子三人及少數親兵的性命。
司馬懿這隻“虎”原本拿定了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決不離山的主意，結果卻仍被諸葛亮調下了山；他原想用“調虎離山”計燒掉蜀軍的糧草，想不到卻反而中了諸葛亮的“調虎離山”計。真是計外有計，天外有天，軍機難測。由此可見，變計之鶯要。缺乏變換，等於失敗缺乏變換，等於失敗，這個道理不用細講。大幹世界，總有環境之變和方法之變，前者決定後者，後者改變前者。聰明人辦事就是突出變換思維，打開新局麵。大勝者善變。新的形勢之下，對手變了，所采用的策略也不能一成不變，往往需要采用新的做事方式，元世祖忽必烈在奪取中原之後，由於被統治對象發生了變化，於是他順勢推行了新的改革政策，以適應這些新的變化，其中對政權機構的建設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忽必烈從一開始即位，就顯示出了他的不同凡響，他沒有沿用以前大汗的做法，一反過去大汗們遵守蒙製的老傳統，破天荒的采用漢人的年號——中統來紀元。這一劃時代的做法，斷然從曆史上將蒙古帝國一分為二，從而遠遠地將一個舊帝國拋在了身後。所謂的“中統”，就是中朝正統，從此以後，他儼然成了中原的統治者。
在諸多的政治變革中，最有成就、最值得一提的則是忽必烈對政權機構的建設。
從開平即位的那一天起，忽必烈就秉著“立經陳紀”的原則，開始了新的政權建設，並多次向大臣們表示了自己“鼎新革故，務一萬方”的雄心壯誌。
忽必烈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並非隻注重徒有其名的空殼，而是立即著手設立中央政權機構，賦予它們以實際的權力。他“內立都省，以總攬宏綱，在外設立總司，來處理各地的政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