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雖然四季如春，缺乏陽光的破樓上卻陰暗得難受。冬天來了，他常常抱著毯子，領著夫人孩子們到鎮外河灘邊的草地上曬太陽。他解嘲地說：“不是營養差了嗎，就讓我們向陽光找補償！”
日子一天比一天惡化，但他緊一緊肚皮，仍然堅持下來。他應付第二期艱苦的辦法，便是和饑餓作戰，三頓幹飯改成兩頓，兩頓還不行就吃一頓幹飯一頓稀飯。那特製的“一鍋燉”早有了變化：油花越來越少，白菜粉條也被淘汰，“白肉”也代之以豆渣。
有時他領著孩子到田裏捕捉害農的蝗蟲，拿回來炸一炸，加點鹽，當大蝦咀嚼。但是，炸“大蝦”，太費油，不能常吃。後來，便到河溝裏去捉田雞，放在鍋裏燉，他管這叫做“雞湯”。每次吃“雞湯”總是很風趣地說：“這不花錢，還很有營養，味道也很鮮哩！”
柴炭太貴了，燒熱水不經濟，早上總是帶著孩子到村邊小河裏去洗冷水臉。
村子到昆明有二十多裏路，坐馬車要費錢，就提著手杖，背著書包，步行進城，在城裏住一宿，當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連著把課上完，又步行回去。剛到昆明還常常穿的那件很體麵的黑緞馬褂，早就送到拍賣行去了，長衫也漸漸陳舊了。步伐還算健快，但兩頰卻日益消瘦了。
生活如此困難，他不祈求別人同情，不要求親友幫助，也從無怨言。有一個年輕時候的“好友”，抗戰前就投靠國民黨政府，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等高官，多次想拉聞一多到官場去。一次，因公來到昆明，專門來看望他。一見聞一多清貧如洗的處境，又一次提出舊建議——何苦如此刻苦自己嘛！至少也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這位老友負責接待。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不嫌清貧簡陋，我願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問他為什麼？他說得很簡單：“你那兒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裏有官氣！”
饑餓、貧困、疲勞地步行，並沒有使他放鬆所承擔的工作。在學校裏一直是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從不因私事耽誤學生的學業，從不浪費上課的時間。雖然每次上課來回要走幾十裏路，還是準時走進課堂，拍一拍身上的塵土，便翻開書卷和手稿，開始那充滿風趣的講課，從那和悅的臉上，很難感到他正在受著多麼艱苦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