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一則著名的故事，事出《晉書》，記載在東晉時的江蘇宜興，有一個著名的強橫少年，名叫周處。由於他凶橫無比，人們既恨又怕，將他與當地山上吃人的猛虎與河裏凶殘的惡蛟相提並論，稱為“三害”。周處知道後，想更改自己的形象，主動去與鄉老討論，要殺猛虎和惡蛟。殺死了猛虎以後，他又下河去殺蛟，徒手與蛟龍搏鬥，沿江沉浮而下，三天三夜之後，血水把河麵都染紅了。人們以為周處死了，歡呼雀躍，哪知道周處此時卻殺了蛟龍回到鄉裏。他滿懷高興，卻看到的是人們為他死而慶賀的場麵。真是難過至極。於是他走到當時有名的文人陸機、陸雲兄弟家中，傾訴了他的苦悶，說：“我現在十分痛悔以前所作所為，隻怕是自己年事蹉跎，改也來不及了！”陸雲就對他說：“古訓有言，早晨能認識真理，就是晚上死了，也沒什麼遺憾。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沒有早晚的區別。一個人隻怕不立誌，哪裏有發奮做人而一事無成的道理？更何況你年華正茂，前途還極其遠大！”周處聽了以後回去潛心習武，刻苦讀書，各地聘書於月雪片般飛來。周處官至禦史中丞，成為國家的大將，在抵禦外族入侵的鬥爭中，以身殉國，成為一名英雄。
“改過宜勇，遷善宜速”，這是古人的經驗之談。有許多人有自識的能力，但是倘若隻是停留在自識階段而不落實於行動，那隻能是自我作繭式地品味痛苦。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這樣貌似不起眼的小事，在破壞著一個人的形象。例如一位老師當眾斥責了一位學生，事後知道搞錯了，卻又羞於當眾承認，結果時間越久，他在學生中的威信就日降。因此，如果做錯了一件事，說錯了一句話，最好的補償方法，就是盡快地說一聲“對不起”，想一種彌補的方式。做焦了一鍋飯，最好馬上倒掉重燒，不要僵立而等家人回來笨嘴拙舌地闡釋；雨天拿錯了別人的傘，必須立刻歸還。所有自己做錯的事，要有勇氣算在自己的賬上，要有勇氣不找任何的借口而馬上改正。古時的皇帝曾經以下“罪己詔”的方式，籠絡民心，重振自己的形象，且不說它權術的成分，的確，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表明自己悔改的意向，非但不會因暴露醜惡而使自己失麵子，反而會因為你的坦率、誠實而引起人們對你的敬佩和尊重。
凡事爭鋒算不上是真好漢
因為自己有資曆、有權力，就凡事要與人爭個你長我短的是狹隘之人，而真正的大者即使自己位高權重也寬厚待人。我國著名的元帥聶榮臻的女兒聶力著的回憶錄《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解放初期，父親代理總參謀長時，有一天，毛澤東把他叫了去，一見麵就猛批，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一封比較重要的電報，沒經他看，總參就以軍委名義批發了。毛澤東嚴厲地說：“以後不能越權，凡是以軍委名義發的電報，一律先送給我看以後再發。”
父親當時就知道，毛主席批錯人了，但他卻沒有吭聲。
後來，工作人員在翻查前一階段的電報時，發現毛澤東批評的那封電報是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以軍委名義下發的，而不是父親批發的。也就是說，父親替張經武挨了批。有人怪父親，為什麼不和毛主席講清楚，背了黑鍋。父親說，講什麼呀？以後都注意點，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是了。
張經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後，大為感動，說：“聶總這個人，真好。”
範濟生秘書還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幾位老總在中南海居仁堂開會，開著開著，彭德懷、陳毅突然拍了桌子，大發雷霆，批評總參的某些問題。事實證明，那不能算是總參的問題，都怪到總參頭上，是不對的。可是，我的父親卻一聲不吭。
散會了，雷英夫、安東、範濟生等人圍著父親，怪他為何不聲辯一下。父親說，彭總、陳總都在氣頭上，沒必要頂牛嘛。再說，我們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聽聽人家的不同意見，有好處嘛。
個人受點批評誤解，算不了什麼。
1967年初，“大鬧懷仁堂”時，父親對林彪、江青一夥不分青紅皂白，打擊迫害幹部子弟，表示十分憤慨，他說：“你們縱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卻指責葉劍英，說葉曾經講過，中央文革對高幹子弟不教而誅。葉劍英感到奇怪，閑聊中說，他不記得自己講過這句話。父親對他說：“這句話是我說的，怎麼扣到你的頭上啦？”
父親後來專門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澄清這句話是他說的，與葉劍英沒有關係。這讓葉帥很受感動。
一些“文革”期間曾經整過父親的人，父親後來也沒有為難他們。他說，事情過去就算了，當時情況複雜，黑白顛倒，做錯點事，有時難免。
毫無疑問，聶帥是真正的大者，大者把委屈和誤解看得無所謂，因為大者的心胸足夠的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