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徒眾，我也是量才為用：長於慈悲心的，我都鼓勵他們從慈善事業；長於口才的，我就鼓勵他們從事各種教學；長於行政的，我就安排他們到各教會去服務。就這樣，各方的救災救難、養老育幼、急難濟助、家庭輔導、殘障關懷、社會教化、監獄弘法、學院教書以及各種慈善、教育、文化、福利事業興辦起來。我們積極從事的原因，為的就是要讓世間行善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對於一些思考文才的青年學子，他們的思想靈活，智慧見解過人，我就鼓勵他們著書立說，弘化十方，以實踐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
我抱持著“不舍一件善事，不舍一個眾生”的理念去做事，常常最初得不到共鳴，但最後總能讓大家明白我的苦心沒有白費。佛光山剛開山的時候，經常有人將路邊撿到的小孩送來山上，因為他們的到來，必須要到戶政機關設立戶口，但因沒有人敢收養，我就叫他們登記在我的名下，跟著我俗家的姓，全都姓“李”。現在他們都成家立業，不但沒有增加我的負擔，而且生活幸福美滿，令人欣慰。高雄縣設立約可以容納兩百個老人的崧鶴公寓，要交由我認養照顧，許多人都和我說：“這可是一項很大的負擔啊！”數年後一次供僧法會中，忽然看到許多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婆們也走到台上表演唱歌、舞蹈，一副豁達開朗的樣子，經司儀介紹，才知道原來都是老人公寓的居民，讓大家看了都覺得感動不已。
與教化比較起來，行善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佛光山建寺安僧、弘法度眾、辦學校、辦雜誌、發展文化教育，都是捉襟見肘，“日日難過，日日過”，但是辦慈善事業卻可以讓我在緊急迫切的時候，得到及時多方的資助，例如，有一次佛光山支不出工程款，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得和“宜蘭仁愛之家”借了五十萬元，後來負責人一再向佛光山提醒，那種逼債火急的樣子，雖然讓人生氣，卻也感到我平日行善助人，能在緊要的關頭得到慈善事業資助，心中還是十分安慰。
記得多年前，朝山會館的服務小姐向我抱怨，許多信徒在朝山會館吃完了飯，卻將油香錢拿到育幼院去捐獻，我安慰他們：“行善與教化都是度眾的法門，不要因為捐獻的去向而妄分彼此。”雖說如此，但是從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慈善事業的偏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人人都能布施行善，人人也都能接受布施行善；但不是人人都能從事教化，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教化。
盡管有人行善後悔，慨歎“善門難開，善事難做”，其實行善隻要隨心隨力，不望報答，實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例如，當大家看到生物學家將老虎、獅子養大之後，放回山林，那種歡喜踴躍的樣子，不正說明了行善乃快樂之本嗎？
不久前，聖地亞哥動物國花了數百萬美金，將威鯨送回冰島的家鄉，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彩，成為大家茶餘飯後談論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將被風吹落地麵的小鳥拾起來撫養，將找不到媽媽的小鬆鼠撿回去保育，為它們取名為“滿天”、“滿地”，雖然它們長大之後，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遊，但是多少年來，心中的祝福歡喜仍然不減。教化就困難多了，不但要觀察眾生的性格，耐煩地應機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個人來學佛，但就因為一件事情不能順應他的心意，而前功盡棄。姑不論吾等凡夫福薄慧淺，即如大聖佛陀度眾何止千萬，但對於城東老母，雖然想盡辦法，種種教化，還是無法接引她得度。對於提婆達多，雖然佛陀也是諄諄教誨，循循善誘，也無法抑製他累劫以來貪婪私心的習氣，隻有忍見他墮入地獄受苦受難。
雖說教化如此困難，諸佛菩薩及曆代祖師大德們仍不減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眾，這是因為唯有教化，才能從根本上濟助眾生渡過苦海，到達解脫的彼岸。
佛世時，善德居士在家中設立大施會，供養各類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貧窮、孤獨、下賤乞討的人，以為功德巍巍，但維摩詰尊者卻說：“真正的大施會，應該以法施為重，為什麼你卻隻設立財施之會呢？”
印度闍婆國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請人京時，宋文帝親自拜見，並且向他請法，問道：“朕想要持齋戒殺，但是朕日理萬機，實在難以兩全啊！請示大師，我該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與凡夫的修持本來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別。君王擁有天下四海，地位超過世人之上，隻要您一句好話、一項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這就是真正有意義的齋戒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