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我應東初法師之邀，編輯《人生》月刊。此後六年當中，不但義務寫稿補白，總包一切編務雜事，還倒貼郵費、車資。盡管如此，我不曾比較有無名分，也未嚐計較工作繁劇，自覺在當時佛教凋零之際，能擔當文教重任，將佛法傳遞十方，其意義實在非比尋常！後來，在雜誌一角將我列為“督印人”，雖名實不副，但也無所計較了。再後來，報章雜誌、廣播電台紛紛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費。五十年來，目睹佛法由衰微到興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眾生，不禁感到世間一切有非真有，無亦非無，唯有不比較、不計較，才能將有限的生命融入無限的時空之中，為世間留下永恒的貢獻。
不計較貧富、不計較有無都還算容易，最困難的是麵對得失毀譽，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動。民國初年，仁山長老追隨太虛大師革新佛教，以“大鬧金山寺”事件聞名遐邇。有一回到馬來西亞弘法，一位法師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竟然向他說：“您認不認識金山寺一個叫仁山的地獄種子，他造下無邊罪業，恐怕將來隻有在第十九層地獄才找得到他！”仁山長老當下供養這名法師兩枚銀圓，並且說：“您剛才開示得很對！”言罷瀟灑而去。對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勢在必行，但對於別人的言行，則不必斤斤計較。
當時，大醒法師也是太虛大師的高足之一，他因為辦理《現代僧伽》雜誌，大肆批評舊僧製度而飽受非議。一天，他到蘇州靈岩山寺拜謁印光大師。印光大師一見麵就憤憤地責備：“你是在造口業啊！”為了紀念印光大師的開示，他回去以後即刻將雜誌內的文章結集成書，訂名為《口業集》，這無非是以實際的行動來說明自己是在為佛教的前途而勇於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榮利上比較、計較！
太虛大師則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中，道盡佛教積弊難返的情況，字裏行間卻沒有半點比較的怨尤，沒有絲毫計較的憤慨。年少時耳聞前賢大德的為教熱忱，隻覺得正氣凜然，欽服不已，直至自己來台以後從事種種改革時，才感到大不易也！
當年台灣民風保守，基督教盛行，而且正值戒嚴時期，言行有些許開放，佛教有稍許改革，均足以驚世駭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鋼筆、坐車子都會備受指摘。而我卻教導學生打籃球、組織青年成立佛教歌詠隊，因此更是被人視為異端，飽受恐嚇。從到處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員頻頻監視，到大膽起用言論開放的學者講課，被有關當局連番調查……乃至不實的毀謗連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憤難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來，心中又頓生動力，奮勇向前。如今我衝破種種難關，回想過去種種，深感成功之道無他，隻要凡事往大處、遠處著想，不在無謂的事情上比較、計較，當因緣成熟時，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現前。
新觀念的建立固然耗時費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須擁有不比較辛勞、不計較錯誤的雅量，才不至前功盡棄。一九五八年，台灣電影界首次開拍《釋迦傳》時邀我當顧問，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但當時缺乏經驗，隻知助成好事，沒有細看腳本，沒想到演出後因劇情不當，引起軒然大波，不但台灣的信徒們紛紛來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向我謾罵，揚言要搗毀辦公的地方，甚至到馬來西亞上映時，當地僧侶也聚集在戲院門口靜坐抗議，在台灣的我當然也連帶受責。盡管知情者為我叫屈，但我未嚐以隻字詞組怪罪電影製作單位，因為我總認為，佛教電影化在剛開始時難免有各種缺點，必須有人擔當責難，否則因噎廢食，阻礙了佛教的進步，豈不枉哉！後來遊娟女士在台視製作《佛祖傳》連續劇，也是因為以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為藍本，而讓我再度遭受無妄之災，但我覺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隻是過程，將來一定會有所改善。所以隻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計較。果真，現在製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來越進步了嗎？
三年前，勾峰先生將我撰寫的《玉琳國師》改編成《再世情緣》劇本在“中視”上演，不但轟動島內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員，乃至許多電視觀眾皈依佛教。記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國師》在電台以文藝小說播出時，教界乏人認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聲光化電對弘揚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們不計較一時的成敗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