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台灣小型書報雜誌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種種名目前來募款時，我固然多少都給予一點補助；對於大陸的寺院道場，無論是化緣建設經費，或是募取獎助學金，無論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贈汽車、電視，我也都隨份、隨力地幫忙。雖然經常阮囊羞澀，不勝應付，但想到能夠借此機會與大眾結緣，還是心存感謝，因為結緣總比結怨好。
多年來，我自以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當弟子將建寺功德名錄拿給我看時，見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開證、印海、浩霖、靈根等法師動輒捐獻數十萬、上百萬，才感到別人結緣的心胸比自己更為可貴，慚愧之餘，唯有勉勵自己更加盡力廣結善緣。
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時，召開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議，洛杉磯華人的基督教會天天在寺外舉牌遊行，抗議呐喊，引起當地居民反感，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本著宗教的慈悲，請信徒端熱茶給他們解渴驅寒。一位從公家機關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遠鏡觀測西來寺，寫給縣政府的密告黑函達數百封之多，我們不斷嚐試與其溝通，起初她相應不理，有感於我們的誠意，去年她終於出麵和我們協談。每屆春節期間，西來寺均舉辦敦親睦鄰餐會，懇請附近居民同來聯誼，那些向來持反對意見的人也都應邀在列。或許由於我們“結緣”的誠意，成立九年以來，西來寺不但未被惡勢力擊倒，反而目睹越來越多的基督教朋友、各國人士前來參訪。這不正是結緣總比結怨好的明證嗎？
“感謝主，他的大能給我們在這裏施予博愛，給予需要的人。”當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參觀“仁愛之家”，看到院門的牌匾上寫著這樣的文字時，不免驚怪：“師父！怎麼會這樣呢？
‘仁愛之家’不是佛光山辦的嗎？”其實“仁愛之家”原名“蘭陽救濟院”，乃基督徒董鴻烈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創立，但兩年後因財務困難，由當時的宜蘭縣縣官從中斡旋，交由我來管理。當初接辦時，許多信徒建議拆除這塊牌匾，我不僅斷然拒絕，而且向大家宣布：“基督教肯將救濟院交給我們接管，我們怎麼可以如此回報？我們不但應該善理院務，更要好好保護這塊牌匾，因為曆史的軌跡是不容更改的。”後來依融、紹覺從佛學院畢業之後，自動發心前來服務，在院內增設佛堂，雖然如此，我們對於各種信仰的無依老人均一視同仁、收容照顧，讓崇尚耶穌基督的，向耶穌基督禱告；讓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來禮拜。三十餘年來，院中的老人們相處融洽，安然無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無獨有偶，倫敦佛光寺的建築本來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創辦人Authur Micheal Ramsey大主教在大門口所立的碑銘至今依舊保持原狀。一九九二年，倫敦佛光寺舉行開光典禮時，鄰居教堂的賀特神父(Rev.Hunt of Vicar All Saints Church)特來道賀。四年後，我每次走訪英國倫敦弘法，都邀請該修道會的上級主教參加我們的集會，彼此之間水乳交融。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該寺舉行的“和平對話”以“宗教與社會的融和”為主題，當地各教派均派人前來共襄盛舉，大家踴躍發言，氣氛熱絡，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表示在當地弘法的徒眾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風行事，與人結緣，不與人結怨。
早期自願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來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為不能與別人相應，造成一些糾紛，使得事務難以進行，讓主管不得不將之遣離。我每次聽說此事，即自願親自出麵和對方溝通，由於我好言安慰，真心勸告，最後這些人都是歡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經積為怨懟的事情，結果也都化解為善緣。他們離開以後，不但與佛光山保持聯係，而且還經常回來擔任義工。可見結緣能化怨懟為助緣，是人生最美好的經驗。
多年前，洛杉磯一位作家每次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作品，隻要提及佛教或西來寺，總是挖苦幾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憤怒。我聞言不語。一天，我邀當地作家協會至西來寺“素齋談禪”，他也應邀在座，我一句責怪的話都沒有，臉上也沒有慍色，有的隻是讚歎與尊重。從此以後，他的大作裏再也沒有出現批評佛門的言辭。
中部某報社記者也是經常惡意傷害佛教，當我知道以後，通過別人，邀約他來山一遊，讓他了解佛教對社會的貢獻，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結怨，都是誤會所引起，如果能夠多一點溝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動結緣，沒有什麼解不開的冤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