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外，則有專門規定。
據說，官府驛站招待過往公差的夥食規格是：禦史、卒人使者，精米（粺米）半鬥；其隨從，糙米（糲米）半鬥，馬車駕駛員（仆），小半鬥。
有爵位的同誌，從“官大夫”以上，依爵位規定食之；不更和簪嫋（謀人），精米一鬥，宦奄按照不更的定例。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無爵者及卜史司禦寺府，糙米一鬥。
這是出差時的每日夥食。問題是，假如領了口糧後，又去出差，那不是吃雙份嗎？不行，得在下月口糧中扣除回去！（想腐敗，門都沒有。）那些國營勞改農場的罪犯，還有從事礦業、工場作坊、商業之類男女奴隸，都是吃“皇糧”，夥食也是政府定量供應。群體性勞動者吃的是大鍋飯，由集體食堂統一向糧食部門領取，按人頭取米下鍋，一天吃早晚兩餐。
口糧定額則按工種、性別、身份、身高等條件核定，種田的還隨農忙季節變化有所增減。修築城垣，抬石塊挑泥土之類，一天的口糧定量0.8鬥：早飯0.5鬥，晚飯0.3鬥。其他工種，勞動強度與之相當的，也可參照享受同等待遇。
一般說，男奴隸每月二十鬥，女奴隸十五鬥；身高超過1.5米的男奴、超過1.4米的女奴--可算大奴隸，享受全額口糧，其餘就是小奴隸--長夠1.2米就算半勞力。
公孫鞅確實考慮很周到，比現代法律人士有才多啦！
然而，實事求是說，這個來自中原的文明人，似乎忽略了某些常理。
不同身份地位，維持活命的基本口糧竟有一倍多的差異，身份低下的人難道胃就長得小一號嗎？要不然，他們就隻能吃個半饑半飽了！
有人計算過，當時一個男丁，正常需要量是每天一鬥左右（月食三石三鬥三升少）；而那些不小心損壞公物或者丟失牲口的男女奴隸，還要在少得可憐的衣食中按日扣走三分之二光景（《金布律》），作為懲罰性賠償。
如此一來，豈不要命嗎？人家都成奴隸了，除非割肉受刑，已經罰無可罰，居然還能罰出利潤，簡直太有才了！
不得不先讚一個：I服了YOU！
為吃大鍋飯的計算方便，公孫鞅特意把人口劃分成壯男、壯女、老弱、官士、言談、利民等等，因這幾種人的口糧供給標準不同嘛。
民以食為天，公孫先生算是參透了此話的真諦。
讓你沒飯吃，敢不聽話麼？最凶猛的野獸和蒼鷹，都可用饑餓法馴服！
為了使得“僻淫、遊惰之民無所於食”，“庸民無所於食”，“逆旅之民無所於食”，“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商君書·墾令》）……總之，為確保不聽話的家夥餓肚子，秦國嚴密實施糧食“統藏統分製”。
衛鞅首先禁止民間糧食買賣，堵塞一切軍糧漏洞：嚴懲冒領、盜賣、套購軍糧等犯罪行為。
糧食必須由糧管所（官倉）統藏，不許民間積糧（民不逃粟）。
其理論基礎是：“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商君書·說民》）個別豪民大戶，真有一些餘糧怎麼辦？好說！
第一，不是由官府出錢收購的；第二呢，也不是無償的沒入官倉。而是做的非常巧妙，“令民以粟出官爵”，就是說啦，用糧食換爵級，做到顆粒歸倉。不僅是糧食太寶貴，關鍵是不能隨便給人吃到嘛。
《倉律》規定，所有穀物、芻等糧食及各種農產品入倉都要登記封印，向朝廷內史上報；同時上報當地食取口糧人員的戶籍名冊，以及其他項目的費用開支，便於中央掌握各地糧食及各種農副產品的收支情況。
倉庫進出要稱量核對，物資如有被盜、損失、誤差，依律處罰。
可以說，倉庫已經成了國家農業生產規劃運作的核心樞紐。
一言以蔽之，要讓百姓變成徹頭徹尾的窮光腚--富者貧之，富者廢之以爵；人富了，日子過滋潤了，他就不願意奔赴戰場搏命嘛！正如鸕鶿喂飽，不肯積極替漁夫鑽水抓魚；也如獵鷹，如果不是饑腸轆轆，為獵人搏兔的積極性就會比較低下。
反正公孫鞅算定：民富而不用，必不為統治者守戰。
所以，國家要控製糧食，讓廣大老百姓不得不為五鬥米乖乖聽話！
天堂，還是地獄
也許，這才是理想的天堂？
為了組織嚴密，國家養著龐大的官僚隊伍。
有大嗇夫、縣嗇夫、官嗇夫、田嗇夫、倉嗇夫、庫嗇夫、亭嗇夫、司空嗇夫、廄嗇夫、皂嗇夫、苑嗇夫、工室嗇夫、漆園嗇夫……等十多種“嗇夫”。
他們多數是基層管理經濟部門的官員，加上其佐官、工師、曹長等，依法管理國有土地、耕牛、農具、種籽，以及大車的製作與維修、仆役的征集與獎懲等等龐雜事務。
前麵說過，秦國是實行國家供給製（稟給製度）的。
《金布律》、《倉律》、《司空律》、《傳食律》、《佚名律》規定，包括所有官府的奴隸、各類工匠、各種刑徒、現役軍人和各級大小官吏，公室成員，甚至像政府邀請的外來賓客……都是稟給的對象。
對各種人“稟給”的內容和等級，差別是很大的。
像奴隸、刑徒和軍人，主要稟給衣、食。而對官吏則優待有加，除了衣食俸祿外，官府還配給廚師、車夫、車輛，直至牛馬的飼料；官員出差時另給予“傳食”津貼，除了糧食，甚至包括醬、菜、鹽之類……細致入微，關懷備至。